天津城发祥于隋代南、北运河交汇处,属典型的漕运城市,金、元以降随着海防发展军事职能见重,明永乐二年()筑天津卫城,清雍正三年()升卫为州,同年九月升直隶州,九年()设府,六年间行政级别连升3级,除漕运、盐业等内部经济动因,来自外界的动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军事动力,地缘格局渐变、边疆安全由陆疆渐转海疆,京师安全需要一个水上门户、海防中心;二是经济动力,海河流域腹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尾闾建立一个外向型的商贸中心,同时全国经济发展,为满足北京所需及南北物质贸易,也需要一个河海联运枢纽;三是河流治理,清前中期海河水灾对京师及漕运威胁加重,需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这些因素皆与海河水系相关。
一、“水陆通衢”与年天津设府
雍正九年()四月,直隶总督唐执玉奏请将天津直隶州升府,主要理由是:“天津直隶州系水陆通衢,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办理不易,请升州为府”[1]。旨在保证水陆交通枢纽畅通,并有效解决其所带来的管理问题。
(一)天津设府概况顺治九年()天津三卫合一,依然是军事建制;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隶河间府,始由军事单位变为行政区划,标志着天津城市性质的质变;同年九月,升直隶州;雍正九年()四月,再升府,六年之内行政地位连升三级,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天津地缘位置的重要。
雍正三年()设州后,辖区并不十分清晰,“天津所管屯庄,俱在各州县,远有三四百里不等,津城附近,反无同属,西门南门以外即为静海县地方,北门、东门以外仅隔一河,又系武清县地方”[2]。行政边界不明必然给管理带来困难,故同年八月长芦盐政奏请:“将天津州改为直隶州,分武清、静海、青县三邑属之。至若天津旧辖之窎远屯民,即就近分隶于各该州县,其附近天津百里内村民,向为武清、静海所属者,查明丁户、地亩、钱银,相度地势俱为天津州管辖,如此则经整齐……”[3]。同年九月升直隶州,辖武清、静海、青县三县,具体实施直到雍正八年()才基本完成,武清县所属的个村庄,静海和沧州地区个村庄名副其实归天津直隶州管辖。雍正九年()四月再升天津府,“附廓置天津……。此新设一县,同该州原辖青县、静海及沧州、南皮、盐山、庆云一州三县,统归新升之府辖。其旧设之河间府海防同知,应就近该属天津”[4]。至此,天津府辖区已扩至六县一州,即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因现实之需,雍正三年至九年(-)六年内天津不仅完成了由军事卫所向行政建制的快速转变,且实现了行政地位“州——直隶州——府”的三级连升。
(二)海河“逆潮”与天津早期城市空间范围京师北迁,天津作为水运、河海联运枢纽迅速崛起,因北运河水量远不及南方,所以南来的漕船、海船需更换小船只方能继续北进京师。渤海湾的逆潮能抬升海河干流河道的水位,所以逆潮的范围就决定着码头、仓廒的分布——或曰水陆联运、河海联运枢纽的位置。1、“潮不过三杨”与海潮大致范围海河尾闾地势平缓,受潮汐力影响极大,古代有“逆河”之谓,《畿辅通志》释曰“以海水逆潮得名”。在渤海湾潮汐顶托下,海河干流水位被托高数米、逆向延伸十几里,可以使来自渤海的大船直接驶入。关于海河入海口潮水逆流的范围,有“潮不过三杨”之说。这一说法最早见诸嘉庆年间(-)樊彬所作《忆江南·津门小令》,光绪十八年()有人释之:“邑有潮不过杨之说,事亦甚奇。每潮溢时,御河潮至杨柳青止,北河潮至杨村止,西河潮至杨芬港止,过此无潮”[5]。可见渤海湾的逆潮沿海河水系侵入天津的范围:御河[6]不过杨柳青镇,北河[7]不过杨村,西河[8]不过杨芬港镇。潮汐潮水强度、位置呈现周期性变化,所以海河逆潮每天的位置是很难准确界定的,文献所记“潮不过三杨”大致有两种说法:(1)北运河抵杨村,南运河抵程官屯,子牙河抵王庆坨。此说法最早见于《大明一统志》,此后《天津县志》[9]、《津门杂记》[10]大致沿袭此说。(2)北运河抵杨村,南运河抵杨柳青,子牙河抵瘸柳树。该说法见于《青县志·艺文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11]、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12]等。
这两种说法差异并不大,逆潮可以漫过天津老城所在的三岔河口,确保了海河干流段水量。年天津市修建海河防潮大闸,有效阻拦了海水逆溯,但海轮也再不能驶进海河河道了。2、海潮对水运的影响与天津早期城市空间在近代交通发展之前,天津最大的交通价值在“水运”。海河尾闾、濒临渤海湾决定了其之水运获益于两种动力:一是海河水动力,二是大海潮汐力——这两种“水力”合力之处,便是天津作为水运枢纽的大致范围。有“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城”之说,《天津卫志》引明代文献亦载:“三岔河在津城东北,潞、卫二水会流。潞水清,卫水浊,汇流东注于海”[13]。旧三岔口[14]是指海河、南运河(潞河)、北运河(卫河)交汇处,位于天津城东东北隅(今狮子林桥附近),这是海河干流的起点。从隋朝永济渠开通,这里就成为航运枢纽,逐步吸引人口聚集、形成聚落;随漕运发展、水旱码头形成,又逐步成为商品集散中心。金以降定都北京,依靠政治力量的聚集效应,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需要各地物资的供给。传统交通条件下,南方物质北运主要依赖大运河,海运处于辅助地位。无论河运还是海运,所受渤海潮汐对于海河干流河道的水量影响都是显著,如元王懋德所记:“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15];陈廷敬在《海门盐坨平浪元侯庙碑记》亦云:“河海会流,三汊深邃”[16]。南北运河与海河干流交汇的三叉河口,是海运、漕运南粮转输北京必经的枢纽,因为“逆潮”过不了杨村,米粮等物资只能在北仓卸下来囤储,再换成小型驳船转运入京,自然成为皇粮囤储重地、转运枢纽。明代在北门外大街的南运河岸设立常关,来津的漕船、商船、海船等皆须停泊在常关附近,验关纳税,这条街由之也被称为“北大关”。清承明制,漕运进一步发展,顺治九年()设立民政、盐运和税收、军事等建置,南运河两岸新建的码头、货栈、商店、客栈不断增加,渐成为天津商业、娱乐业中心。
(三)水运、盐业与天津府辖区的“南向延伸”在古代行政建制中,为便于四境管理治所多位于辖区中心位置,此即所谓国都要位于“天下之中”,县城要居“方圆百里”之中,府(州、县)治位置与辖区四境大致如斯。雍正九年()天津升府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天津府城却位于辖区最北端,而整个辖区一直南向延伸到与山东境接壤。
1、天津府辖区的“南向延伸”
雍正九年(年)天津升府:“附廓置天津县,……。此新设一县,同该州原辖青县、静海及沧州、南皮、盐山、庆云一州三县,统归新升之府辖。其旧设之河间府海防同知,应就近该属天津。天津旧设之州同吏目,应裁霸昌道属之”[17]。天津府辖区已扩大到六县一州,即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天津府的管辖范围:东界于海,东南界武定府海丰县,南界武定府乐陵县,西界顺天府霸州,西南界河间府东光县,西北界顺天府东安县,北界顺天府宝坻县。辖区和后世有很大不同,主要呈现在向南、东南、西南方向的大幅延伸:其东南界远达三百二十里,西南界为二百五十里,正南界二百六十里。而现在的天津市则是向北、东北、西北方面扩展,清代原属顺天府的蓟县、宝坻、武清、宁河划归了天津,原属天津府管辖的沧州、青州、南皮、盐山各县已改属河北省,庆云县亦于年划入山东省。清代天津府管区南向扩展的态势表明:这一新兴城市兴起的动力、兴起后功能,既不同于内地的传统封建政治中心城市,也与其他沿海的封建工商业城市有所不同。天津城市在18世纪初期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其海河尾闾、濒临渤海、接壤京师的地缘位置,由此海河流域的外向型发展、南北河海联运中枢、京师物资供给和军事安全就成为其城市主要职能。辖区“南向延伸”与上述职能关系密切。2、“南向延伸”的水运和盐业意义首先,南部与山东接壤,使直隶境内运河段大部在天津府辖区内,便于管理。天津府南部与山东省武定府乐陵县接壤,如此大运河由山东经天津府就直接入京了,“运河自京师经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18]。运河由山东入直隶省,经古城、吴桥、东光三县,便进入天津府辖区,要经过南皮、沧州、青县、静海、天津、武清、香河六县一州,然后入顺天府通州。其次,可以使长芦盐区大部位于天津府治辖区内。长芦盐区得名于明代,主要分布于今天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渤海沿岸:南起黄骅,北到山海关南。清康熙七年()和十六年(),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司,分别从北京、沧州移驻天津,天津始成为长芦盐产销中心。长芦巡盐御史“以衙署在京,无事退居私室,恐滋弊端。天津为盐务总汇之地,奏请移驻天津,督催引课为便”[19]奏请移津,长芦盐运司因“商人多隶北所,天津督催引课为便,遂移驻天津”[20]。天津府辖区南延,就使长芦盐区大部位于府治辖区之内,便于管理。
二、清廷对海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