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发祥于隋代南、北运河交汇处，属典型的漕运城市，金、元以降随着海防发展军事职能见重，明永乐二年（）筑天津卫城，清雍正三年（）升卫为州，同年九月升直隶州，九年（）设府，六年间行政级别连升3级，除漕运、盐业等内部经济动因，来自外界的动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军事动力，地缘格局渐变、边疆安全由陆疆渐转海疆，京师安全需要一个水上门户、海防中心；二是经济动力，海河流域腹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尾闾建立一个外向型的商贸中心，同时全国经济发展，为满足北京所需及南北物质贸易，也需要一个河海联运枢纽；三是河流治理，清前中期海河水灾对京师及漕运威胁加重，需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这些因素皆与海河水系相关。
一、“水陆通衢”与年天津设府
雍正九年（）四月，直隶总督唐执玉奏请将天津直隶州升府，主要理由是：“天津直隶州系水陆通衢，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办理不易，请升州为府”[1]。旨在保证水陆交通枢纽畅通，并有效解决其所带来的管理问题。
（一）天津设府概况顺治九年（）天津三卫合一，依然是军事建制；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隶河间府，始由军事单位变为行政区划，标志着天津城市性质的质变；同年九月，升直隶州；雍正九年（）四月，再升府，六年之内行政地位连升三级，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天津地缘位置的重要。
雍正三年（）设州后，辖区并不十分清晰，“天津所管屯庄，俱在各州县，远有三四百里不等，津城附近，反无同属，西门南门以外即为静海县地方，北门、东门以外仅隔一河，又系武清县地方”[2]。行政边界不明必然给管理带来困难，故同年八月长芦盐政奏请：“将天津州改为直隶州，分武清、静海、青县三邑属之。至若天津旧辖之窎远屯民，即就近分隶于各该州县，其附近天津百里内村民，向为武清、静海所属者，查明丁户、地亩、钱银，相度地势俱为天津州管辖，如此则经整齐……”[3]。同年九月升直隶州，辖武清、静海、青县三县，具体实施直到雍正八年（）才基本完成，武清县所属的个村庄，静海和沧州地区个村庄名副其实归天津直隶州管辖。雍正九年（）四月再升天津府，“附廓置天津……。此新设一县，同该州原辖青县、静海及沧州、南皮、盐山、庆云一州三县，统归新升之府辖。其旧设之河间府海防同知，应就近该属天津”[4]。至此，天津府辖区已扩至六县一州，即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因现实之需，雍正三年至九年（-）六年内天津不仅完成了由军事卫所向行政建制的快速转变，且实现了行政地位“州——直隶州——府”的三级连升。
（二）海河“逆潮”与天津早期城市空间范围京师北迁，天津作为水运、河海联运枢纽迅速崛起，因北运河水量远不及南方，所以南来的漕船、海船需更换小船只方能继续北进京师。渤海湾的逆潮能抬升海河干流河道的水位，所以逆潮的范围就决定着码头、仓廒的分布——或曰水陆联运、河海联运枢纽的位置。1、“潮不过三杨”与海潮大致范围海河尾闾地势平缓，受潮汐力影响极大，古代有“逆河”之谓，《畿辅通志》释曰“以海水逆潮得名”。在渤海湾潮汐顶托下，海河干流水位被托高数米、逆向延伸十几里，可以使来自渤海的大船直接驶入。关于海河入海口潮水逆流的范围，有“潮不过三杨”之说。这一说法最早见诸嘉庆年间（-）樊彬所作《忆江南·津门小令》，光绪十八年（）有人释之：“邑有潮不过杨之说，事亦甚奇。每潮溢时，御河潮至杨柳青止，北河潮至杨村止，西河潮至杨芬港止，过此无潮”[5]。可见渤海湾的逆潮沿海河水系侵入天津的范围：御河[6]不过杨柳青镇，北河[7]不过杨村，西河[8]不过杨芬港镇。潮汐潮水强度、位置呈现周期性变化，所以海河逆潮每天的位置是很难准确界定的，文献所记“潮不过三杨”大致有两种说法：（1）北运河抵杨村，南运河抵程官屯，子牙河抵王庆坨。此说法最早见于《大明一统志》，此后《天津县志》[9]、《津门杂记》[10]大致沿袭此说。（2）北运河抵杨村，南运河抵杨柳青，子牙河抵瘸柳树。该说法见于《青县志·艺文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11]、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12]等。
这两种说法差异并不大，逆潮可以漫过天津老城所在的三岔河口，确保了海河干流段水量。年天津市修建海河防潮大闸，有效阻拦了海水逆溯，但海轮也再不能驶进海河河道了。2、海潮对水运的影响与天津早期城市空间在近代交通发展之前，天津最大的交通价值在“水运”。海河尾闾、濒临渤海湾决定了其之水运获益于两种动力：一是海河水动力，二是大海潮汐力——这两种“水力”合力之处，便是天津作为水运枢纽的大致范围。有“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城”之说，《天津卫志》引明代文献亦载：“三岔河在津城东北，潞、卫二水会流。潞水清，卫水浊，汇流东注于海”[13]。旧三岔口[14]是指海河、南运河（潞河）、北运河（卫河）交汇处，位于天津城东东北隅（今狮子林桥附近），这是海河干流的起点。从隋朝永济渠开通，这里就成为航运枢纽，逐步吸引人口聚集、形成聚落；随漕运发展、水旱码头形成，又逐步成为商品集散中心。金以降定都北京，依靠政治力量的聚集效应，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需要各地物资的供给。传统交通条件下，南方物质北运主要依赖大运河，海运处于辅助地位。无论河运还是海运，所受渤海潮汐对于海河干流河道的水量影响都是显著，如元王懋德所记：“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15]；陈廷敬在《海门盐坨平浪元侯庙碑记》亦云：“河海会流，三汊深邃”[16]。南北运河与海河干流交汇的三叉河口，是海运、漕运南粮转输北京必经的枢纽，因为“逆潮”过不了杨村，米粮等物资只能在北仓卸下来囤储，再换成小型驳船转运入京，自然成为皇粮囤储重地、转运枢纽。明代在北门外大街的南运河岸设立常关，来津的漕船、商船、海船等皆须停泊在常关附近，验关纳税，这条街由之也被称为“北大关”。清承明制，漕运进一步发展，顺治九年（）设立民政、盐运和税收、军事等建置，南运河两岸新建的码头、货栈、商店、客栈不断增加，渐成为天津商业、娱乐业中心。
（三）水运、盐业与天津府辖区的“南向延伸”在古代行政建制中，为便于四境管理治所多位于辖区中心位置，此即所谓国都要位于“天下之中”，县城要居“方圆百里”之中，府（州、县）治位置与辖区四境大致如斯。雍正九年（）天津升府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天津府城却位于辖区最北端，而整个辖区一直南向延伸到与山东境接壤。
1、天津府辖区的“南向延伸”
雍正九年（年）天津升府：“附廓置天津县，……。此新设一县，同该州原辖青县、静海及沧州、南皮、盐山、庆云一州三县，统归新升之府辖。其旧设之河间府海防同知，应就近该属天津。天津旧设之州同吏目，应裁霸昌道属之”[17]。天津府辖区已扩大到六县一州，即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天津府的管辖范围：东界于海，东南界武定府海丰县，南界武定府乐陵县，西界顺天府霸州，西南界河间府东光县，西北界顺天府东安县，北界顺天府宝坻县。辖区和后世有很大不同，主要呈现在向南、东南、西南方向的大幅延伸：其东南界远达三百二十里，西南界为二百五十里，正南界二百六十里。而现在的天津市则是向北、东北、西北方面扩展，清代原属顺天府的蓟县、宝坻、武清、宁河划归了天津，原属天津府管辖的沧州、青州、南皮、盐山各县已改属河北省，庆云县亦于年划入山东省。清代天津府管区南向扩展的态势表明：这一新兴城市兴起的动力、兴起后功能，既不同于内地的传统封建政治中心城市，也与其他沿海的封建工商业城市有所不同。天津城市在18世纪初期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其海河尾闾、濒临渤海、接壤京师的地缘位置，由此海河流域的外向型发展、南北河海联运中枢、京师物资供给和军事安全就成为其城市主要职能。辖区“南向延伸”与上述职能关系密切。2、“南向延伸”的水运和盐业意义首先，南部与山东接壤，使直隶境内运河段大部在天津府辖区内，便于管理。天津府南部与山东省武定府乐陵县接壤，如此大运河由山东经天津府就直接入京了，“运河自京师经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18]。运河由山东入直隶省，经古城、吴桥、东光三县，便进入天津府辖区，要经过南皮、沧州、青县、静海、天津、武清、香河六县一州，然后入顺天府通州。其次，可以使长芦盐区大部位于天津府治辖区内。长芦盐区得名于明代，主要分布于今天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渤海沿岸：南起黄骅，北到山海关南。清康熙七年（）和十六年（），长芦巡盐御史署、长芦盐运司，分别从北京、沧州移驻天津，天津始成为长芦盐产销中心。长芦巡盐御史“以衙署在京，无事退居私室，恐滋弊端。天津为盐务总汇之地，奏请移驻天津，督催引课为便”[19]奏请移津，长芦盐运司因“商人多隶北所，天津督催引课为便，遂移驻天津”[20]。天津府辖区南延，就使长芦盐区大部位于府治辖区之内，便于管理。
二、清廷对海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