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志书说话”——镌进志史的楹联之三
官清鬼怕三千里吏肃民安百万家——记明末安徽省太湖县清吏沈立义
作者
曹杰友
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卷之九“人物志”曾载这样一位太湖籍外任官员，“沈立义，字元宰，万历丙辰进士，授浙江乐清知县。”万历丙辰即万历四十四年，为年。志中还记载沈立义在乐清县为官清廉，做了很多事实，政声卓然，深受当地百姓称道。“故有‘官清鬼怕三千里，吏肃民安百万家’之谣。”壬戌（为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二年，即年）授户部主事，乙丑（天启五年，年）起江西赣州司李（李，通理，即司理，意即掌狱论之官。为明至清初对推官的习称）。后来还历任工部主事，转右长吏，再出任长沙知府，“抚字催科，兼得其理，以病卒于官。”沈立义的宦绩，后在道光版卷之二十二“人物志一”和同治版卷之二十“人物志一”这两个版本的《太湖县志》里兼有记载，记载的内容几乎相同。唯一和乾隆版不同的是，后两部志书，许是博古厚今，惜将这幅对联给精简了。
那么沈立义到底是何人？现籍地属于太湖县哪个乡镇？在任上做了哪些功绩呢？如何不参与党争，清廉任职？为何当地老百姓以这幅对联来盛赞沈立义？
毕竟时距近年，为了弄清楚这位清吏的籍地和宦绩，笔者经过多方追寻，终于在太湖县沈氏惇叙堂《沈氏宗谱》里寻找到沈立义的基本情况。
据惇叙堂《沈氏宗谱》记载，沈立义出生于现太湖县晋熙镇九龙村沈家马嘴，为惇叙堂门下景光支派下的第八十一代人。整个安徽省的沈氏老排行为“胜同居靖从，郎大万立文，克常家由肖，绳法永传贤。”“立”为第九位排行。据该谱乾隆丙子年（乾隆二十一年，年）的《沈氏原序》所载：“沈氏，江右巨族也。其先因采食于沈，肇于汝南，代有闻人。”汝南即现河南省驻马店一带，沈氏家族后星散迁移至钱塘（杭州、苏州一带），又迁址到江西省星子县（现隶属于九江市），大约在元朝末年再迁至太湖县。后世还播迁到太湖县北中浮丘村和隔壁临县岳西县的店前镇天台、冶溪等村。
据谱记载，沈立义的父亲名叫沈万端，字理齐，文学，以子立义贵，明赠承德郎户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其父的墓碑现依然立在沈家马嘴一处山林的路旁，近年了，字迹尚可辨，为沈立义亲自立碑。由此证实沈立义的籍地为九龙村沈家马嘴，无疑。
沈万端娶得王氏，生两子，分别为立仁、立义，沈立义为其次子。
谱中还详细记载了沈立义的生卒和子女等情况。沈立义，字仲和，号元宰，而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则载其字为元宰，以谱为准。生于万历壬午（年），卒于崇祯辛未年（年，卒年谱中不准确，后述），享年59岁。万历己卯（年）乡试中式举人，万历丙辰年，即第二年，会试中式三甲第一百六十八名进士。沈立义先娶李氏，生子三，文星、文枢、文奎，生女二；继娶王氏，生子二，文曜、文璧，生女一。
宗谱又载，在宋朝淳熙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家朱熹作过《沈氏宗谱序》（此谱序存疑，或借朱熹之名而撰，暂认），曾云：“为人臣者，当鞠躬尽瘁；为人子者，慎终追远，不可一毫忽也。”正如谱序所述，沈立义及其子孙辈，清廉履职，治绩卓著。在明清易帜之际，甚至不惜殉节，可追可表。
沈立义通籍后，官途的第一站在浙江省乐清县（现温州市下辖的乐清市）知任县令。其宦绩在《太湖县志》《乐清县志》《安徽通志》《浙江通志》《江南通志》《安徽人物大辞典》《国榷》和明朝相关奏疏里兼有记载。
驰征纾民，吏治严明裕如
道光版《乐清县志》曾多处记载沈立义，在“人物志”载云：“沈立义，卢州人，进士，万历丁巳（年）任，有传。省志，滁州人。”此处“卢州”为误撰，应该是“庐州”。据乾隆版《太湖县志》卷之二“舆地志”中关于太湖的“沿革表”所载，在后汉文帝时，太湖隶属于扬州总部，庐江郡的辖地。
至于《浙江通志》所载“滁州”，纯属记载所误。清代光绪年间，浙江瑞安人，著名的官吏、学者、藏书家、史学家，官至太仆寺卿的孙衣言（—），后在其撰的《瓯海轶闻》卷之四十《职官补正》中的“沈立义乐清之政”里，专门做了编者按：“太湖属庐州，本传做滁州人，恐误。”对沈立义的籍地作了补正。孙衣言编纂的《瓯海轶闻》，是温州地方史的资料汇编。规模空前，体大思清，问世后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孙衣言本人对晚清温州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育，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乐清县志》卷之七“职官”里载有沈立义的个人专传，载云：“沈立义，滁州人，万历丁巳，以进士知县事。莅治严明，恤民礼士，每值耕敛时，辄弛征，以纾农力。宪使彭鲲化抵县，卧病凡三月，阖省宪属络绎省视，公私骚扰，立义处之裕如，民得不困，以治行征官，终长沙守。邑人立祠祀焉。”此处“滁州人”同为记载所误。志中主要记载两件事，其一是，在沈立义上任之初，政务管理很严明，尤其对老百姓的“耕敛”相当关切。“耕敛”之词，语出《孟子·告子下》：“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意思是指在春耕的时候，不征收赋税；在秋收有成的时候，缓征或少征赋税，确保老百姓有足够的财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可见他是一位体察下情、深解民意的好官。
其二是，有位宪使（明清时对省一级风宪监察官员，或对参议、道员的习称）叫彭鲲化，出生于汝南县，官至大理寺丞，他曾来到浙江乐清县视察，竟染病不起，达三个月之久。朝廷大员病倒，地方上的知府、知州、知县等僚属自然要前来探视和慰问，有些官员或怀有私心，顺路谋点私利。乐清县是个沿海县份，相对于当时的江南诸县来说，虽然还算富庶，但长达三个月的省视，来人接待的费用，估计也不是个小数目。沈立义不卑不亢，从容应对，既没给县衙增加负担，也没给当地老百姓造成困扰，更没给上级官员以不佳的口实，处理得相当圆融，很不容易。这两件政德在《浙江通志》、《温州府志》、康熙版《乐清县志》以及《江南通志》卷之二十里，皆有记载，得到上下各级的一致褒肯。
破除陋习，推崇文化建设
在各个版本的《太湖县志》里兼载有沈立义的这桩佳话。沈立义在知乐清县期间，敢于向当地的陋习宣战。乾隆版志载：“乐俗敢于轻生，为奁多不育女。”道光版志载：“俗尚厚奁，至破产，生女多不举。”帝制时代一直重男轻女，最严重的算是明朝，尤其推行朱熹理学之后，使得重男轻女现象越演越烈。明朝万历年间，此风几乎达到炽盛。淹女留男现象，时有发生，男女比例随之严重失调。除了不尊重妇女、妇女地位低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婚嫁畸变，厚礼聘女，厚奁嫁女。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下旨：“古之婚礼，结两姓之婚，以重人伦。近世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其仪制颁行，务从节俭，以厚风俗。”但朝廷措施不力，执行不严，始终无法扭转。明末清初有位大儒叫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东林党，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比沈立义小二十八岁，他在谈到明代女子出嫁问题时，就曾经说过：“古之嫁女荆布，而今之嫁女必珠玉绮绣，光耀白日，迎奁之舟相，进而后嫁。夫珠玉绮绣自谓能胜古人而不如古人。”如此陋习，造成嫁女家庭负担过大，民怨载道。上任伊始，沈立义便宣讲劝谕，尊重古制，以礼论嫁，决心彻底革除奢婚厚奁之风。由于措施得力，当地风俗为之大变，深得乐清县老百姓的赞同和拥戴。《乐清县志》还载，沈立义在任时，尤崇尚地方学风建设，大力奖掖和扶持优秀士子。在日常巡察中，得知一位寒门学子，姓戴，品学兼优，但家里贫穷，拿不出厚重的聘礼，无法娶媳。沈立义自己立即捐出薪俸，圆了这位戴生的百年之好。此事，在当地成为佳话，至今犹传。
在明朝中后期有位重臣，叫张璁（—），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是一位改革派，在改革科举制度、整顿京官腐败、打击宦官专权乱政等方面，有大功，为明朝“大礼议”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后人将张璁撰写的文章汇集成《张璁集》，于年重刊发行。在此文集中，曾提到沈立义与浙江布政使、按察使、温州知府等共同参阅和编写名宦张居正的《张文忠文集》。张居正（—），江陵人，即今湖北荆州市人，时人又称张江陵。官至内阁次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大臣，惜后为万历皇帝朱翊钧所忌，去世后被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才恢复名誉。他比张璁入朝略迟，皆为同时代人物，对张璁在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张居正后也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作为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曾辅佐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在赋役制度上推行的“一条鞭法”，是继唐朝的“两税法”和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史称熙宁变法）之后，皆为我国赋税史上又一次大的改革，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这方面的改革，也得到了张璁的认同和支持。两人皆是同一年离世，恰恰此年沈立义出生，他和这两位朝廷辅弼股肱入官时间相距不足50年。故而作为宗亲的张璁及其后人皆积极出资编印张居正的《张文忠文集》，而沈立义作为唯一的县级地方下僚参与其中，可以看出这是对他的学识、为人和政德观，予以足够的尊重。
注重家风，满门忠烈流誉
《乐清县志》还载，沈立义在乐清任上时，还特别注重百姓的家教，大力弘扬知书识礼的家风。有位叫蔡景命的人，奉伺母亲，很有孝道，且此人擅作诗文，曾由例贡授典膳之职。在其晚年，母亲去世后，居家训教子侄，个个成才，在当地很有名气。沈立义景仰其优良的家风家教，专门为蔡景命建造房庐，以示嘉奖。
不仅如此，沈立义虽在外地做官，他还将这些优良的家风家教，延续到自己的子孙、儿媳这一辈身上，要求后代也予以传承。后辈子孙们皆不以朝官家人而自傲，崇文知礼，兄弟友爱，睦族惠邻，常常济困救贫，且从不因私事干扰地方公门的政务。同治版《太湖县志》在“人物志”中曾说：“大抵湖士多志节慷慨。”尤其在明末季，张献忠攻陷太湖城之时，有儿子、儿媳和姻亲为流寇所执，不屈降从而被杀害，满门忠烈之声，播誉遐迩。
据《沈氏宗谱》载，沈立义的五子文璧，虽然生年失考，但他注重名节和孝道。在崇祯壬午（）年，张献忠陷太湖城后，因是明朝官员的家人，被人报知流寇，坚拒降寇，不幸遇害。
在《沈氏宗谱》还载，沈立义的次子文枢，字天启，廪例太学生，娶佘氏，神姓肖（神姓，即一般为生前时入赘、螟蛉子或者借籍冒姓等之姓，生死异姓，乃古俗。乾隆版《太湖县志》为萧氏，此以志为准），生四子，生女适杭州司理雷永祚之子，字厅谦。生子始声，岁进士，任芜湖训导，生于万历己亥（）年，入邑孝友传。其妻佘氏殁于崇祯壬午年（），太湖城陷，该氏被贼报获，因是朝官的亲属，被流寇勒索财帛，该氏以冰蘖家声，骂贼不屈，逐迁害死，有传入邑志烈女。雷永祚字长卿，也是太湖人，明天启四年举人，清吏，曾官临清、北徐教谕，官至杭州府推官。乾隆县志载，雷永祚的妻子汪氏，也是同年不屈而被遇害，遇害前，“汪斥曰：‘我命妇，义不出阃，贼子敢无状乎？’”后行请地方家族，建牌坊以旌表之。
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卷之九“人物志”的“孝友”中同样有载，大意相仿，增补了一些沈文枢的嘉行，云：“沈文枢，字天目，中宪立义子也。博学能文，以廪例补国子生。性简静，未尝以私事谒公府，中宪卒于长沙，千里扶榇，沿途哀泣。友爱庶弟，田宅奴婢，择善者与之。邑城陷，仅以身及一子免。妻萧氏被贼执，不屈死，遂不复娶。生平睦族惠邻，赈饥济困，有先民遗风。”志中沈文枢的字为天目，而宗谱中为天启，不一致，此以志为准；中宪，即指沈立义。
同样，在乾隆版《太湖县志》卷之十一人物志“烈女”中载：“太学生沈文枢妻，崇祯壬午年，以宦后搜索之，贼陷城，氏以冰蘖家声，骂贼不屈，遂遇害。”
在乾隆版卷之九“人物志”的“孝友”中又见载：“沈震胤，长沙太守立义冢孙，母黄氏殉节于城溃，父文枢遇害于盗劫。胤以二亲皆不得其死，号泣终身。胞弟无子，以次子嗣之。有从弟遭讼枉，殚力为之昭雪。宗谱燹于兵，购访重编。隐居以老。”侄孙，即嫡长孙；黄氏，应为佘氏，在宗谱多次提到，此以谱为准。
而在道光版《太湖县志》卷之二十四“人物志三”的“孝友”中和同治版《太湖县志》卷二十三“人物志四”的“孝友”中，皆将沈文枢的“枢”字错载成“极”字，而沈文枢的长子沈震胤的“胤”字，是因避雍正帝讳胤禛而写成“允”。其他内容几无二致。
远离党争，病殁长沙任上。
有史学家曾评价明亡的重要原因，乃党争祸国所致。明朝最严重的党争是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开始一直蔓延至南明弘光元年也即清顺治二年（），长达51年。主要是阉党、东林党和其他党派相互争权，比较大的事件就有“争国本”和魏忠贤的阉党专权。
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这两朝，皇帝太过强势，党争还不敢过于冒头。到了成化、正德等几朝，党争开始萌芽，好在各派系朋党还懂得克制和礼义廉耻，未掀波澜。
但到了嘉靖时期，党争竟成为平衡群臣的工具。内朝、外朝在明世宗朱厚熜柔腕手段的调理之下，尚能勉强维持平衡。但这种平衡，到万历中期被彻底打破，内朝走弱，外朝压制了内朝，尤以东林党崛起为标志，后齐党、楚党、晋党群雄并起，以至于浙党、乡党等派系也先后冒露出来，彼此斗得不亦乐乎。
等到天启年间，风水轮流转，以魏忠贤为首的内朝阉党开始崛起，大揽朝政，声势熏灼。东林党、齐楚晋等党，皆被阉党掀翻，变成阉党一家独大的天下。此时，沈立义正式入驻朝廷。
据乾隆版《太湖县志》载：“壬戌（年），内召授户部主事，时朝廷两党大作，独不倚附。后以私诬罢归，无愠色。乙丑（年）起江西赣州司李。历工部主事，转右长史。”据《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八十一记载，在天启七年（）二月庚戌日，擢升“沈立义为长史。”丁卯日，上御文华殿讲读，“沈立义服俸从，二王请也。”此史实，和清初史学家，浙江海宁人谈迁（—）所撰的清抄本《国榷》卷中所描述一致。此后，酷爱做木工活且乐此不疲的明熹宗朱由校，不理朝政，一味护短，宠信宦官。魏忠贤和明熹宗的乳母客氏结成利益集团，对东林党人不断进行迫害，陷害忠良，先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六君子先后枉死。
前文提到的黄宗羲，后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毙。朝廷上正人君子被杀殆尽，政治黑暗至极，一时激起民变，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天启六年（）正月，后金女真人大汗努尔哈赤发起了“宁远（今辽东兴城）之战”，虽明军侥幸获胜，但大明王朝的基业已被撼动；其后再遭天谴，北京城西南隅王恭厂火药库附近区域发生离奇大爆炸，造成两万余人的死亡，成为当时世界上三大自然灾难之一的谜案。
面对如此国事蜩螗、时局鼎沸、左右为难的窘境，沈立义对两边的朋党皆不依靠，无从明哲保身，竟然被诬告罢归，他的脸上却毫无表露怨怒的神色。许是沈立义不屈从于选边站队，惜暂无史料可稽。
朝中一息尚存的清正官吏们，莫不忧国忧民，身心疲惫。重新启用的沈立义，迫于无奈，只身远离朝廷的乌烟瘴气，宁愿外任。乾隆版《太湖县志》又载：“从桂藩之国，除长沙守。”历史上第一位桂王是明神宗第七子朱常灜，于天启七年即年九月廿六日于衡州即今湖南衡阳，就藩。据明崇祯刻本《四川有司》之卷三中的《度支奏议》之卷载：“长沙知府沈立义，于崇祯二年八月到任。”崇祯二年即年。上任之时，“抚字催科，兼得其理。”也就是说在任长沙太守期间，无论在安抚体恤老百姓方面，还是在催办缴纳赋税方面，做得井井有条，皆深得当地官民们的好评。
但在《度支奏议》之卷《覆南总督查参南粮未完有司疏》中还载，长沙知府沈立义作为“属县之师帅，应做督催之领袖。”由于粮食催缴不力，“沈立义莅任一年有余，所属尚欠九分，量行降职二级，戴罪督催，速完者也。”意思是下属各县，粮食催缴不及时，致使上官被降职戴罪。其实，奏疏后又说：“南粮逋沿习久矣，一且骤加褫革，于法似觉未平，况内有任浅年深。”意思说，长沙府迟缴南粮乃积习，更何况沈立义入职时间不长，这不该全由沈立义来领责，就这样予以降职处罚，很是不公平。
也许他为了早日完成督粮任务，在施政时，过于操劳，《沈氏宗谱》载其于崇祯辛未四年（），“以病卒于官。”而在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长沙府志》卷二十“职官志”中所载：“沈立义，太湖人，进士，二年任，三年卒于官。”《宗谱》应记载有误，以志为准。沈立义卒岁被延后一年，长沙在任，不过两年。后朝廷派遣藩王来祭拜，“吉王遣祭，词甚哀切，民皆感泣。”据史推算，此吉王应该是世袭长沙的朱由楝。由此可见，沈立义的清吏作风，深得朝廷的褒扬和民心的感动。
沈立义作为晚明的官吏，身处于大明王朝即将分崩离析之际，无论任一县或一府之宰，还是入朝为官，始终为人正直，爱民如子，鞠躬尽瘁，树声扬厉内外。先后被太湖县、乐清县和长沙等地，立祠祭祀。在家风家教上，沈立义以身作则，恪守传统，砥砺名节，对于任职中被诬或被无端降职，泰然处之。即便在山河飘摇之时，其后代家人中的两个儿子一位儿媳一位姻亲，面对流寇，更是宁死不屈不降。满门忠良英烈，可谓千古流芳，永垂史册。上述对联即是对沈立义及其后辈家人最好的见证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