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大量军事活动的天津卫及天津地区运输枢纽的形成
引言
建安十一年年，“凿集，自呼推人讥水，名平博期：沟河口凿河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三国志，武帝年》沱水自雁门郡发源，穿过太行山而东，横且冀中平原，至饶用又为两支，一支自东北流入泒水，经现在白洋淀一带沿今大清河自多天津东人海。另一支自饶阳向东南流，又自今武强县一带与漳水外支，东北流沿今马厂减河入海。曹操开的平虏渠是自今青县北将限沱河南支引入水。这样，原来分别入海的漳水、呼沱、泒水便连成一气了。
泃河，今仍旧名，自今蓟县北发源，南流入于鲍丘水今潮河。潞河，即今白河，当时上游日沽河，中段名潞水，下游日笥沟即今北运河，东南流入清河。泉州渠实际上是自今武清县以东之清河向北通泃河口泃河与鲍丘水合流处。当时武清日泉州，此段运河因经其境而称泉州渠。
然后曹操又自泃河口向东开渠，入濡水今滦河，名曰新河。通过上述3条河道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加上原来开的白沟渠，河北诸水整个相互沟通起来。原来分别入海的河北各条河流都与泒水相通，这才初步形成了海河水系。而诸水汇流的地方，自然形成水运码头，这个地点，就是天津的发祥地。
由于这4条运河的开通，江淮物资可沿颍水、蒗荡渠西北行入黄河，经枋头沿白沟北上，经漳水，入呼沱，由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与濡水相连。西部亦可通过鲍丘水、潞水等达幽州及其以北地区。幽州这个军事重镇，这才第一次得到江淮物资的大量接济，天津地区对幽州的辅助作用也第一次显示出来。
建安十二年年夏，曹操自幽州出发，率大军东北行，欲沿上述诸渠，经碣石今秦皇岛附近出塞。后因滨海泞滞不可通，乌桓又紧紧把守海岸通路，曹操不得不临时变更行军路线，用田畴之策，出卢龙塞，经今喜峰口，入今承德地区，经白檀，登狼山，望柳城，直指乌桓单于庭，出其不意，一战而捷。此役因时间短促，临时变更路线，东路粮储未能充分利用。但回军时还是自今锦州、山海关入塞，以观沧海。曹操著名的《步出夏门行·碣石篇》正是这次回军途中所作。
此后，魏于幽州地区设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驻节督军，大大加强了幽州对东北的控御力量，这与上述运河的沟通，海河水系的形成，江淮漕粮充分供应有直接关系。此时，天津远未形成，海河水系也因上游诸河多夹带泥沙淤滞而有所变更，但天津周围水运形势已经形成。
可以说，曹操对诸运河的开通，为天津后来诞生和发育奠定了最初的地理基础。而这个水运枢纽的出现，又使幽州从一个区域性军事城镇变为对全国有重大意义的军事重镇。在形成北京与天津的最初联系并奠定此后多年密不可分的关系方面，曹操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直到两晋之世，以天津为枢纽的这些河道运渠仍在继续使用。
天津地区运河历史发展重要的阶段，是大运河的修通。这项伟大工程不仅使北京和天津地区与淮河流域相连，而且可致江浙之利。这个时期，隋炀帝、唐太宗几次征伐高丽，再次把幽州作为中原王朝向东北地区开发的基地，进一步显示出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而天津地区，由于再次承担了转输军粮、辅助幽州的任务，不仅水运交通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开始出现专为水运、仓储服务的军镇。南北朝时期，北方小国分立，鏖战不息，使华北平原的水运交通遭到破坏。杨坚立国建隋朝，不事大的征伐兴作，10余年间全国经济得到很大恢复。炀帝一反文帝所为，大事兴作，好取边功。这固然与炀帝骄奢的性格有关，但也因东北民族变化所致。
南北朝时，北方和东北少数民族乘机兴起。隋初，北方的突厥启民可汗归附中央，吐谷浑、契丹、奚族亦先后臣服，但东北的高丽王国势力却很强大。高丽在西汉、两晋之时曾为中央郡县，此时不仅不肯臣服，而且联络靺鞨，南控新罗、百济，西迫鲜卑余部及契丹。东北各民族苦于高丽的压榨，向隋朝求援。文帝征高丽未果，炀帝向来好大喜功，欲借征伐显耀武功。
这就需要以涿郡今北京为基地，将所有东征军集结于此，并将江灌、山东根米运到河北的需。这样，再次疏修运河便成为征伐高丽的必然前奏。
此前，南炀帝为游乐，于大业元年年修通济果。当以洛阳为中心。首先自今豫西山区引谷、洛二水向北达于黄问，流至板渚今荥阳境内。当时黄河至此即向东北流，水济渠则自处引黄河水一直向东入汴水，又自大梁今开封沿汴水至今後测附近人泗水。泗水东南流至于淮河。然后自山阳今淮安引漆水南流至长江。这山阳至长江的一段称作邗沟。
大业四年年，炀帝做伐高丽的准备。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永济渠引山西之沁水东流，经今新乡、淇县入白沟今卫河，下游即清河，沿曹魏运河故渎东北行，经平虏渠至今天津，然后沿潞水直抵涿郡。大业六年年，又自京口开渠，引长江水通余杭今杭州，与邗沟相接，史称江南河。
这样，江南漕米即可由江南河、邗沟北行，再由通济渠向西至枋头，又由枋头向东北入永济渠北上，经天津达于涿郡。虽然这条“人”字形的运河几经转折，蜿蜒两三千公里，但毕竟将长江、黄河与海河水系相互沟通了。
北京是这条运河的北部顶点，天津则是向北京转运的枢纽。江淮物资达于北京，主要靠天津转输。此时的天津虽仍未见于经传，但其津要形势已成定局。
大业六年年二月，炀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黄河入永济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七年年，第一次征高丽，四方军队皆集于涿郡，编为24路大军，“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隋炀帝又经永济渠至涿郡。
在桑干河上祭社稷、祭上帝；在蓟城之北祭马祖，开始东征并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及《隋书·炀帝纪》。此后，又在大业九年年、大业十年年两次征伐高丽。每次数百万军队所需要的粮草、等自江淮漕运而来，自然都是经过天津地区向涿郡转输的。只不过史书上未曾记载下当时转输的地点。唐代，大运河的功能进一步加强。
唐太宗征高丽，唐高宗灭高丽平新罗、百济及东北各少数民族部落。皆以幽州为基地，仍出隋炀帝开拓的河运路线漕运而来。租船千艘，运粮百余万斛，至幽州纳充军粮。同时，由于唐朝在幽州长期驻节，不仅运河被充分利用，江南至渤海的海上运输也大大发展起来。杜甫《后出塞》诗曰：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运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他又在《昔游》诗中写道：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
这里清楚地说明，越罗、楚练和东吴粳稻都是由海上运至幽州的，而且大部分是由于幽燕用武之军需。这样大规模的海运物资在何处接纳？
自然在泒河入海之处。于是，这个地点不仅是一般转运码头，而且由于接纳军粮便形成重要军镇。这个城镇就是军粮城。天津考古工作者于年在军粮城曾发掘了一座唐墓，石棺上浮雕青龙，墓中还有大量随葬的陶器和陶俑，并有西域胡奴俑一具。这说明，墓主人不是一般富户，而有较高的身份。另外，在军粮城以西大约1公里处，有一土台，边长近0.5公里，当地居民对附近的地点称之为“西门”等。
康熙《天津卫志》也谈到军粮城当时“周围基址尚在”。但地方志有的把它误作五代所筑或元代漕运储粮地点。经实际勘察，此城址上皆为隋、唐遗物。说明很可能在隋已经形成，起码在唐代已建立了这座城池。
唐代戍边驻军之地，大者曰军，小者日守捉、日城、日镇。“城”是一级军事设置，后来沿袭下来，“军粮城”这一名称便很好理解了。另据《通典》记载：渔阳郡南至三会海口90公里。唐渔阳郡治在今蓟县，南行90公里恰为清河、漮沱河、潮河汇流之地，也就是后来的三汊口。
由此东行35公里可至军粮城。可见，“三会海口”是唐代运河转输中心；“军粮城”这样，军粮城附近所发掘的颇具规模的唐墓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江淮物资由运河或海运至三会海口和军粮城，然后由潞水运至幽州。幽州这个城市在唐代得到很大发展而繁荣起来，和天津地区河、海运输有着直接关系。三会海口和军粮城的出现不可等闲视之。
因为，在此以前，虽然早在汉代天津地区就出现过几个县治，但那只不过是管理姓的一般郡县。而三会海口和军粮城则是专为河、海运输服务，是关系到幽州乃至全国命脉的城镇。三会海口当时有无居民聚落形成不得而知，而军粮城是有城垣的，这种特殊城镇的出现，揭开了在天津附近形成更大的军事和水运转输城镇的序幕。
这样，军粮城附近所发掘的颇具规模的唐墓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江淮物资由运河或海运至三会海口和军粮城，然后由潞水运至幽州。幽州这个城市在唐代得到很大发展而繁荣起来，和天津地区河、海运输有着直接关系。三会海口和军粮城的出现不可等闲视之。
结语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早在天津形成城镇之前，天津在地理上的重大作用便已经显示出来。而每一次显示其重大作用，往往都是在中原王朝向东北开发和幽州有重大军事活动的时刻。由于开发东北的需要幽州成为军事基地，这个基地本身既然物资匮乏，便需由南方调运，这就带来了运河开凿和天津地区运输枢纽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