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文化
自“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算起，中国古代立法经历了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法典王章不断地充实和完善，法律规范的条文也不断由粗疏走向细密。
据学者们研究，至迟在南宋时期，立法实践中贯彻法理情三者的联通并用已成为制度。
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以后制定了“九刑”。“九刑”较之夏“禹刑”、商“汤刑”更为具体。
春秋时期鲁国季文子在追忆周公的功德时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好，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另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国时吴人韦昭注《左传》时说，九刑是“正刑五（墨、劓、剕、宫、大辟）及流、赋、鞭、扑也。”
从“九刑”的大略内容来看，都是社会中现实的罪与，没有夏商时期法律的神秘性，相反，充满了市俗性。联系到“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三刺、三宥、三放”之法，可以说，以“九刑”为载体形成的法文化是远神近人的法文化。至周穆王时制定“吕刑”，进一步加强了远神近人的法文化色彩。
汉朝建立以后，由于儒家思想被奉为统治思想，汉儒又通过说经解律的路径使得法律儒家化了，
汉律儒家化的主要标志是引礼入法，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入律，君权、父权、夫权得到法律的保障，如有触犯治以重罪。
儒家还从天人感应的认识出发，主张运用刑罚特别是执行死刑要与天象、时令相合，所谓“顺天行罚”、“法四时行刑”。
《周易·乾卦》中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礼记月令》更为具体地阐述了司法过程与四季的关系：“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孟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暗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
《后汉书五刑志》记载“天有阴阳，阴阳有四时，四时有政令。春夏则予惠布施宽仁，秋冬则刚猛盛威行刑，赏罚杀生各应其时，则阴阳和，四时调，风雨时，五谷升”，实际是汉代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实录。
至唐代，汉儒关于秋冬行刑的思想在《唐律·断狱》中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该条疏议曰：“依《狱官令》：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若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
唐朝是文物典章“莫备于唐”的盛世。唐高宗时期制定的“永徽律”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影响中外的著名法典。
自汉代开始引礼入法至《唐律》问世，终于实现了礼法的完美结合。《四库提要》在论及《唐律》总的精神时概括为“一准乎礼”。
在儒家礼教中，最重君臣父子之义，所谓“父子君臣，天地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所以严重违反纲常的行为列入“十恶”。有些律条直接来自于《周礼》中的“三赦”、“三宥”之法；“七出”、“三不去”之条，表现了“以礼为法”的特点。
唐律中许多罪名都是为了保障礼教而设，如“以妻为妾”条规定：“诸以妻为妻，以婢为妻者，徒二年。”理由就是“紊乱礼经”。疏议在解释律文时，也往往引用礼经为据。因此，唐朝的法文化是一准乎礼的法文化。
宋朝也是以法治相尚的朝代，在司法实践中提倡法、理、情三者的联通互用。
南宋著名司法官范西堂在论法理情三者的关系时说：“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
司法官胡石壁也指出：“法意、人情实同一体，…权衡于二者之间，史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
在《名公书判清明集》所收的判词中，几乎都含有“按法”、“酌理”、“原情”的字样，表明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法理情三者的联通并用已成为制度。
所以，宋朝的法文化是法理情统一的法文化。至今保留的明清县衙大堂上都悬挂着“天理国法人情”的匾额，说明两宋法文化影响的深远。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