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派役
历代县衙都是国家赋税的直接征收者和基层财政衙署。县官政绩考课中，赋税征集可以说是最实际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劝农桑是服务于征税，或者是以征税额多寡来衡量的。秦至唐前期，大体依人丁征税，中唐以降，主要是依田亩征税。正税之外，县吏还额外加征杂税。如南宋有些县征“斛面米”。
征收方式，秦汉至宋元主要通过乡里组织向民户征收，如秦汉的啬夫、唐宋的里正等。明太祖特以富户充粮长代征，然实行范围和时间有限。清代县衙征税与前有所不同，改而由县衙直接征收。具体过程是：各县依朝廷定额确定当年本县征税数，选衙役若干四季轮流承办。为防止衙役征税时额外添加，特制“串票”，一联置于衙门前柜内，一联由纳税户收执。两联相合，即可保证完粮数额的准确无误。有些地方还施行滚催制。滚催制部分吸收里正、主首的遗风，用以加快完税进度。
一般是每五至十户编入一滚单，从中选一名催头，按照滚单上书写的各户次序催征。不按单完纳的，衙役前往捉拿，强迫其完粮，催头也要相应受罚。全县征税完毕，照单按期完税的，县官要“亲为递酒”，披红插花；逋欠户则须受杖责，跪于甬道之旁谢罪。无论衙役直接征收，抑或滚催制，都是对农民的强制性经济剥夺。明以前，县衙还负责向百姓直接分摊指派徭役或差役，如秦汉的更卒、正卒，隋唐均田户的力役，宋元的衙前、里正、主首之类的差役。由于徭役。
为了给赋役征发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控制百姓人身，县衙还具体实施国家的户籍制度，严格进行户籍管理。秦汉至隋唐，户籍制经常与占田制、均田制等国家干预土地占有的体制相联系，户籍制在县衙运作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即使唐宋以降不抑兼并，舍丁税地，县衙对户籍的管制也未见放松。如明实行黄册制，十年一编造，知县必须亲自审查，盖印上报。百姓进入州县户籍后，就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县官登录的户口数增加，赋役征发对象随之增多，县官政绩也会增色生辉。在登录户口的基础上，县衙常负责依财产情况将民户划定户等，造成“赋役册”，以便依户等高下征发赋役。
救荒赈济
救荒赈济，又称荒政，大体包括蠲免田粮，举办常平仓、义仓，放粮赈济。蠲免田粮，指诸县遇灾荒，经朝廷批准，免除或部分免除赋税。据说，唐代农户收获减产七成，即租庸调全部蠲免。后世对蠲免控制渐严。通常诸县受灾，县官须呈报，州府初审，户部批准。在州府蠲免租税甚薄的情况下，知县据实力争，犹可全部蠲免。
不少朝代，州县均设常平仓和义仓。但其储集数量有限，有时还被挪作他用，或改充正税，故在县级政权荒政中作用不大。因朝廷关于官仓管理的制度相当严格，县官开仓放粮赈饥，必须事先请示上级，乃至朝廷。偶尔有个别县令，如东汉赢县令韩韶自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擅自开仓赈济。比较幸运的是，郡守某慕其名德，不加追究，韩韶没有因此获罪。
绝大多数县官则不敢贸然开官仓赈灾。由于全国千余个县距京师遥远，公文往来最快也得十天半月。县官无权开仓赈济的结果，常常是朝廷批文送下，百姓已饿殍遍野。赈灾或计口授粮，或设粥厂散粥。粥厂树有“奉宪赈粥”的黄旗，官到鸣鼓散粥，饥民荷飘盆鱼贯而进，得粥而食。官去撤厂平灶。
明清，县学进一步发展。每县都有二十名左右的“廪生”，可享受官府长年供给的米面、鱼肉。还设有教谕、训导等学官。教谕、训导或用副榜举人，或以县丞、主簿改充。清初，教谕、训导尚未入流品。后来，“隆重师儒”，分别升至正八、从八品，而与县丞等官埒。由于县学系国家储才、育才和准备科举之地，县官“兴养立教”，须给予县学财政支持和行政保障，督促生员潜心学业。
起初，县衙不举办正规的科举考试，只负责贡举前报考者学业情况的初步考核，确定其应试资格，然后向府州推荐。明清时期，县官开始主持童生试的第一道考试。当时，士子无论长幼未入学者，皆称“童生”。经过“童生试”才能成为廪养“生员”，才能享受“免其丁粮，厚其廪膳”，“各衙门官以礼相待”的殊遇。“童生试”实乃读书人进身的第一阶。“童生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级。
结尾
清代县试由知县亲自主持和出题。应试“童生”者事先向县衙礼房报名，填写姓名、家世、履历，还应持有本县廪生的保结。县试分五场，科目有四书文、帖诗、经文、律赋等。考取前列者，还要提考于县大堂，由知县面试或面谈。县官考完后，造册申送知府或直隶州。县试合格的童生，即可参加更高一级的府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