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吴晔
编者按：9月16日，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浙江省高质量发展智库论坛在湖州举行。来自省内外智库专家学者、地方政府代表和企业代表围绕“聚焦数字化改革聚力现代化先行”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打造数字化改革“硬核”成果、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21世纪的数字化改革是人类发展史上一场并不容易，但十分重要的精彩之变。”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潘云鹤为第三届浙江省高质量发展智库论坛拉开专家发言序幕。
历史反复证明，谁能领跑科技革命，谁能将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迅速运用到物质生产和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谁就能激流勇进，成为时代的引领者和弄潮儿。
“衡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有这么几个标准：一是数字技术是不是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就是它的数字化程度；二是数据是否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就是在经济发展中数据所起到的作用；三是一个行业中头部企业或核心企业，是不是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企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上海市政府参事陈宏民结合上海的数字化转型，对浙江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在原有改革成果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整体智治”新目标新定位，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重大战略部署。
在主旨发言环节，专家们一致认为，浙江的数字化改革，绝对不是纯技术的变革，它坚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双向赋能”，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整体智治和省域治理现代化。在圆桌论坛环节，专家、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就深化县域数字化改革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介绍总体状况、做法经验、主要成效、面临困难，并提出意见建议。
用制度巩固和拓展改革成果——
“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赋能层面，要上升到制度重塑。”
对于数字化改革，需要有全新的认知。“随着技术进步，数字化改革是以技术为导入，但最后要完成从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跨越。由市场的数字化转型倒逼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渊在主旨发言中谈到，“从内涵的拓展和升级来看，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赋能层面，而要上升到制度重塑，也就是从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跨越，重塑党政机关运行机制，重塑党政机关与社会的制度链接，重塑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制度重塑的问题，必须打通它才能把数字化改革的动力释放出来。”
“数字化改革是从数字赋能到制度重塑的一次跃迁。在推动数字化赋能，或者数字化变迁过程中，面临很多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城镇化部部长、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勇提到，“数字化改革内在逻辑非常清晰，从数字赋能技术上，作为一种工具到制度的重塑，这是一种质的飞跃。如果没有适度改革保障的话，数字化改革难以往深层次推进。”
陈宏民教授提出“三横三纵”：“三横”，通常是指覆盖三大领域——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实际上对应的是企业、市民和政府。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革要让社会各个群体切切实实有获得感。数字化转型，除了必须覆盖上述横向三大领域之外，还应该有纵向的视角考察，即要实现“纵向三效应”：价值效应、示范效应和平台效应。浙江省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都需要在横向三个领域里持续提升纵向三个效应，才能使城市数字化转型达到应有的高度，真正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今年数字化改革大会以来浙江取得的应用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尤其是在县域层面取得的数字化改革成果来看，应该说是各有特色。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李鸣以制度成果为例作了回顾：关于数字经济条例的发布，包括一些关系到数字化改革最关键或者最基础的公共数据的管理，以及数据安全、底层的制度架构，都进行了探索，不少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双向赋能——
“经济数据要深入到企业，而不只是深入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县。”
经过充分的酝酿与论证，浙江省规划了数字化改革的“1+5+2”工作体系，同时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双向互动、双向赋能。
潘云鹤以数字图书馆为例，谈数字化升级之路。他认为，“无论是数字化，还是智能化，数字化改革的基础是大数据平台，要求大数据感知及时、打通集成、覆盖系统、深入基层，因此数据完善很重要。数字化改革的结构是做好闭环、迭代、优化。”潘院士还指出，要对大数据和迭代机制做好顶层设计，除了做好大数据平台之外，还要做好闭环、迭代、优化。打好基础，有利于我们进入更高水平的智能化。
实践证明，数字化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创造性工程，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同等重要。黄勇谈到，“数字化改革在我们省里已成效初现，可总结为‘三个效’：政府效能提升、企业效率提升、社会效益提升”。
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者，浙江顺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孙文臣举例电商助农对地方赋能。平台从初级农产品商品化的塑造到品牌化培育、标准化建设，以及帮助地方培育更多电商类专业人才、素人带货主播、网红人才等，取得了很好成效。到目前为止，线上销售已覆盖14个省、28个县，累计销售额达3亿多元。去年新冠疫情期间，平台还开设直播业务，通过输出短视频及直播内容，帮助了很多中小微企业去库存，扩大订单量，走出困境。
仙居是一个农业大县，杨梅是当地的主导特色农业产业。仙居县副县长周慧忠介绍，全县总共53万居民户口，常住人口43万，其中梅农就有10万人。目前仙居杨梅产业在生产端还存在着管理水平粗放、组织化程度低、技术指导推广难、风险防控难等痛点。在服务端存在现场办事难、梅农补贴申领难、贷款抵押难。在销售端存在着渠道单一、商品化处理难、市场拓展难。在治理端也存在着质量监管难、信息不对称、服务碎片化等问题。对此，当地进行数字化谋划和部署，并对一些高频事项进行数字化开发。基于“浙里办”，在政策服务方面，当地组织开发了梅农的保险、补贴等申请手续，包括金融服务、开票、贷款；在农技服务方面，组织专家技术培训、技能指导，细到如何施肥、如何存储等；在预约办事方面，包括商标注册、认证检测等；在营销服务方面，开展市场推广、供需集市、快递服务等。针对生产端、服务端、销售端、治理端，当地上线一系列应用，从小切口入手，谋划大场景、大应用，推进产前、产中、产后质量全程监管。针对梅农的痛点和堵点，“亲农在线”的应用，解决了大量问题，如销售、运输、存储等，对于杨梅产业的赋能，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用。
理论自觉和实践创新激发创造性张力——
“数字化改革不仅在生产力层面，也要上升到生产关系。”
数字化改革将理论体系直接纳入数字化改革的总体规划中，充分彰显了改革的理论自觉和理性思维。
新发展阶段，就数字化发展而言，理论上有两个维度。刘渊分析说，一个是技术进步的维度；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驱动需求的维度。从数字技术应用到数字化改革，这是一场波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涵盖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全方位变革。
陈宏民建议在重视数字产业化的同时，更要重视发展产业数字化。因为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化的场景和需求，如果没有大量的、普遍的产业数字化，也就是在各行各业应用数字化的技术，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没有这些就发挥不了对经济足够的促进作用。
随着改革的推进，浙江以数字化、一体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整体智治”实践成果和典型案例不断涌现。
德清依托特有的地理信息产业，不断将数字经济产业做大做强。德清县经信局党委书记、局长施剑锋提到，今年德清积极响应省里数字化改革工作，以未来产业、多跨场景应用为重要方向，谋划实施一批场景应用项目。如超前布局5G基站，提出县域全覆盖；智能网联的新基建，全县自动驾驶全域全开放；县域道路改造，已经完成多公里路测改造，目前道路公里数、里程数以及路测设施数量居全国第一，正在为“车联网+北斗应用”场景作积极探索。
大华智慧物联产业园区，是智能制造的示范项目，也是浙江省首批未来工厂。关于智慧制造的工业4.0，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兼首席架构师洪福成举例解析，大华引进先进生产工艺、生产线提升了生产制造化水平。比如把工业相机应用于制造组装、产品检测，对于产品破损率，肉眼看不出来，但机器能识别，并把产品破损率降到很低，大大提升了产品质量。
开化是全省五个多规合一试点县之一，开化县委副书记、县长毛献明举例进一步打开“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通道有“四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要突破这“四难”非常不容易。首先要分析、核算，摸清生态资源底数。通过数字化改革赋能，圈定一个区域、一个区块，就可以实时动态测算出这一块林地、草地、水源的GDP价值是多少。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就是与金融机构联通，发放相关权益权属证书，给相关机构办证，使权益证书实现可抵押。紧接着通过建立“两山银行”，使用者以付费方式进行交易，这样就可以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精准测算，实现可交易，最终实现可转化。一整套体系，把原来散落在各个空间的山水林田湖草、闲置的房产等一系列资源变成可度量。这一系列资源如果没有整个数字化改革赋能是达不到的。通过合作，使整个测算更加精准有效，进而通过核算分析到最终应用，从而实现绿水青山的转化。
数字化改革就是打破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碰到的制度障碍和政策瓶颈。但同时，面对数字化改革的热潮需要多一点冷思考。黄勇在调研中发现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破题：人才支撑、财力支撑、体制突破、数据整合、安全保障。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收缩战线，重点突破；二是试点先行，复制推广。
“如果说还存在不足，那还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驱动作用、对广大中小企业的赋能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中小企业本身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数据上工业互联网，本身可能存在安全问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畴镛提议，“构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模式，推进更多企业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数据安全有效地流通，也推动数据资源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进行高效配置。这也是推动数字化改革和数字化转型，推动市场主体更好地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这次会议主题抓得非常精准，相信通过大家的研讨，为浙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好的范例和经验。”
“其实每个国家最后都必定会走上数字化这条路，历史也许会证明，我现在已经感到，中国很可能在这一场伟大变革中登上高峰。”潘云鹤院士展望，“为什么呢？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有利于我们国家在这一场变革中抢先一步，在很多方面能够比人家走得更好，我们的数据更容易统计、更容易收集，而且更容易智能化。衷心祝愿浙江在这场变革中勇立潮头，最后成为典型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