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独裁时期，官僚的贪腐是必然的，这是体制自身的缺陷。如果说，皇上的权力大，贪污的权力就会小，但是，对于官员的权力，却是视而不见。
虽然历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贪官的问题，但是明朝和明朝的形势要好得多。这并非说明朝的官吏质量高于清朝，而在于国家的金融体制。
源头是运输和储存
明朝时期，各州县的赋税都是由吏部的御史来确定，而在这一时期，各地的税收都是由朝廷规定的，每到春秋两个季节，都会根据一定的数量，将其收入囊中。所谓的“发财”，就是由州府上缴给户部的一部分，而“存款”则是指当地的支出。
我们考察明朝明朝的国库，就会知道，明朝的税收远远低于清朝，一年也就是几十万两银子。
明朝的税收，一半是货币，一半是食物，清朝是两种，因此，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但要知道，明朝留下的钱中，大部分都是用来给地方的，剩下的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当地州县甚至三大司库，都有充足的资金，不必自己出钱。
清朝的情形则大不相同，从顺治末期至康熙初期，官府的规模由原来的二分之一降至不足八成。如此一来，各地的资金就无法维持日常开支，于是州县和下级官员都要自己出钱，很明显，千里做主只是为了钱，自己出钱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加派、加征、烧钱的事情。
就拿顺治初的平山县来说吧，当年这个县城还有两银子，之后的几年一直在下降，到康熙二十年才降到了两。在江西南昌县，顺治初的时候，存有两的银子，到了康熙中叶，降到了两。
南昌县是江西南昌首县，是最贫困的一个县，一个十几万的人口，一年的俸禄只有两，连一个大地主的收入都比不上。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巨大的经济负担。
因为存款不够，所以必须要尽可能的节约。据我们所知，清朝知县的月薪只有四十五两，事实上，这样的话并不完全。
定知县在顺治初的时候，年俸是63.49两，县令是48.两。后来，知县的月薪从四十五两，县令四十两。与此类似，知县机关内的其它官员，薪水和福利也日益降低。
存款的用途是什么？
清朝州县在经历了顺治和康熙两个时期的大规模精简后，已经趋于平稳。雍正、乾隆以至清末，尽管有所微调，但总体变化并不大。要想弄清各州郡的储备金的确切用处，就不能不编制一份帐目，以便更加直接。
以顺天道永清县嘉靖二十三年的实际支出为：
1、官俸：知县四十五两，县丞八十两，县丞八十两，典吏三十一两，县令八十两，县衙学堂八十两，共计.52两。
2、官吏伙食：门房、仆役、民壮、仵作、禁卫、马快、轿夫、斗级、库丁、铺司、更夫、火夫、吹手、天坛户、斋夫、先农坛户、马夫、门斗、厨夫、斋夫，共计名，伙食费用.两；
3、祭礼：文庙十两银子、文庙四十两银子、三十两银子、文昌庙三十九九两、关庙四十两、三大供奉十两、八大供奉一两、五两修龙阁、八两乡间敬酒八两，共计一百七九四十九两。
4、扶贫支出：时宪书银3两、廪生64两、孤儿粮食43.2两、孤儿粮食3.34两、孤儿粮食3.34两、.54两；
5、考官：贡生五块五两横幅，参加会试的举人三千三百三十三两，举人坊银六百六十六两，举人坊银三十三两，武进士花红旗六百六十六两，状元宴席二两，共计九百九十一两。
6、驿站花费：二百八十四两。
这六个项目总计.两。
熟悉清史的人也许会注意到，这个帐目中好像缺少一项，即知县和其他官员的节俭开支。从乾隆五年起，各地相继推行了“养廉”的政策，这些资金起初由州县银库支付。不过，从清十六年起，州县官员的“清廉”由原来的“清廉”转为“定时”到“布”处“发”。
永清县并不是什么好地方，一年下来，上缴的税收大概有两，但只有两银子，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很明显，这笔银子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县城的开销。
而永清县一年能有几个税收？再比如，嘉庆二十一年，他的赋税达到了两，比规定多了一倍，剩下的钱，一部分用在了当地，另一部分，却被知县和其他高官们的口袋里，知县一共赚了三千多两。这叫做“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