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时期，对乐清县志编修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改变？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王叔果纂修《永嘉县志》采取的是独任的方式，不设局、不募捐，与子侄一起亲手编纂。他在写给当时的永嘉知县程文著的信中提到“惟作《永嘉县志》。修志情弊不佞颇悉其一，群诸生开馆浪费供馈，耽延时日，而鲜实功，其诸大家各以已私干请而难于拒却。
不佞在郢中修《承天府志》，私属之敝同年高鹿坡，不使众知，鹿坡但用一二子侄抄誊，草创供费甚约。且免干聒，不逾时而稿遂具，通计纸扎誊刻诸费一百五十余金，分毫出自敞道，处给不扰有司。若今县志视承天不啻减半。不佞当约拱甫勉卒前业，具稿就正”。
王叔果在任湖广右参议时，曾有过编修《承天府志》的经历，高鹿坡在编修府志中，与其子侄一起修撰，这样节约又高效。王叔果希望编修永嘉县志中也采用此种方法，因此程文著命王叔果“不启局烦馈，不使众闻知，假馆于白塔僧舍，属儿辈编辑”。
纂修人员
侯一元在编修《乐清县志》时，虽然开设了志局，但是从乐清县志的纂修人员名单中来看，参与修志的仍然主要是其亲属。
侯一元从内容、体例各方面都对县志的纂修具有决定权，话语权更大。从万历《温州府志》开始，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变化。参与修纂人员规模明显扩大，万历《温州府志》的修志题名中，郡守汤日昭总修，训导陈大奎、教谕余承兰、郡人王光蕴、王继明纂修，并有府县生员参与到其中。
府县儒学的教谕、训导以及地方举人、生员更多地参与到方志纂修工作中。与清代的道光《乐清县志》相比更为清楚，道光《乐清县志》卷首的纂修职名中，列出修志人员，分总裁、总修、主修、分修、采访、校对、董事，有几十人之多，大量的地方士人参与到其中。修志成员更为广泛，分工更为细密。
除主修者鲍作雨、张振夔是举人外，其余修志成员大都是生员，不再像明代大都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方志主修者文化权力的限制。
编修《乐清县志》
致仕回乡的侯一元，参与了三部县志的编修。地方志作为地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在地方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代对于全国和地方方志的编修都极为重视，朝廷多次颁布诏令，编修一统志，并明令地方编修志书。
永乐十年（），明成祖朱棣颁布了《修志凡例》十六则，“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
永乐十六年（），朝廷“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并对《凡例》稍作调整，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则，对志书具体内容做出具体的规定。
明朝统治者对于地方志编纂的提倡，使明代进入了方志编纂的兴盛时期。据巴兆祥先生统计，“明代修志约种”，各府、州、县纷纷编修志书。
乐清县志的编修
乐清县志的编修，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淳熙六年（）县令袁采纂修的十卷本《乐清县志》。元大德年间又有乐清县尹冯福京续修，他在《序》中说到：“朅来兹邑，首访《图经》，无复存者。顾于僧司得一摹本，乃淳熙乙亥所作，距今百二十馀年，章既漫漶，卷亦残缺，亟以暇日整葺所存，搜访其逸。”
冯福京于大德八年（）辑为《乐清县志》二册，但宋、元两代所修的县志都已经佚亡无传。入明以后，朝廷于永乐十六年（）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则，永乐《乐清县志》就修于此时，并被认为是遵照明初《修志凡例》所纂修的地方志的范本。
永乐《乐清县志》共分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城郭乡镇、土产、贡赋、田土、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廨舍、军卫、坛场、铺舍、寺院、宫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27门，与永乐十六年（）《修志凡例》条目相对照，几乎完全一致。
永乐《乐清县志》的纂修时间和纂修人员，因原本缺扉页和序跋而无从查考。而书中学校、古迹、岁贡、仙释等节中都记事至永乐十六年（），因此一般认定此书当纂修于这一年之后不久。
永乐《乐清县志》，宁波天一阁藏有原刻本，是天一阁所藏明代方志中最早的一部，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明代乐清第二次修志便是在隆庆六年（）由乐清县令胡用宾主修，侯一元总纂的七卷本隆庆《乐清县志》。
隆庆《乐清县志》的主修胡用宾，号湛台，江西婺源人。明隆庆二年（）进士，同年任乐清知县。胡用宾在乐清任官五年，颇为务实，在明代乐清知县中，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
万历《温州府志》称其：“爱民如子，务以德化。五载不携家，弊衣疏食，廨舍萧然。以内召行，民遮道攀留不忍舍。”
在他离任后，为感念胡用宾在乐清知县上的功绩，乐清士民将原建于嘉靖年间用来祭祀县令潘潢的潘公祠改为二贤祠，共同祭祀这两位来自婺源的县令。面对民众积欠赋税的情况，他推行“十段法”，改革均徭，清理田赋，为万历元年乐清推行一条鞭法打下基础；缩减招待来往雁荡山的官员的开支，减轻地方百姓的负担。
胡用宾在任期间，尤其注重文教和民风的教化，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教化民众，醇厚风俗的作用。一方面重视教育，重修县学，建启圣祠于孔庙东，重建梅溪书院。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乡约整齐风俗的教化功能，在隆庆三年，立乡约所，“择人以为之长，而宪之禁令焉，民蹶然有兴矣。”
颁布《乡约示》，令各保甲“立善恶文簿。每会书某人善，据某事；某人恶，据某事。善者直书，不善者姑浮纸粘书，俟再三不悛，送县究治”，以达到“庶善劝恶惩，民风归厚，成礼义之乡”的作用。
编修县志的目的
胡用宾所推行的这些措施，使得经受了“嘉靖大倭寇”严重侵扰的乐清社会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为县志的修纂打下了基础。隆庆《乐清县志》的编修是在胡用宾到任后的第四年，即隆庆五年（）开始修纂，刊刻于次年。
对于修志一事，胡用宾在自序中述其缘起：“一日，赵生持邑志来见，则自永乐迄今旷未修订，法制之沿革、财赋之盈缩、政理之弛张、人才之隆替、风俗之淳浇，怅然其无足征也。嗟乎！志固一邑之史也，公好公恶之具也，若是曷以兴民乎？”
胡用宾编修县志的目的借用后世方志学界普遍认同的概括，那就是主要为了存史、资治和教化。胡用宾聘请了侯一元作乐清县志的主纂。此时的侯一元已经退休归乡五年，定居于温州府城内。
隆庆《乐清县志》在体例上效法正德《武功县志》，以简略为尚。明中期也是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地方志的编修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类别。依详略不同，大致分为尚简和尚繁两种类型。康海在正德年间编修的《武功县志》，是尚简型志书的代表作。
《武功县志》仅有三卷，分为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七目，约两万余字。这部志书，在明代长期受到推崇备至，侯一元也吸收和借鉴了《武功县志》的体例。
隆庆《乐清县志》在体例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前有小序，后有论赞，有大量的叙论。序的作用主要在于发凡起例，阐明述作之旨；论的作用在于析理治道，或褒扬人物，或指斥时弊，提出劝惩鉴戒的意见。这是他个人见解的表现，也是他对于修志者话语权力的一种自觉把握。
明万历年间姜准所撰《岐海琐谈》中对其极力称赞，“于中《论》、《序》、《传》、《赞》，极力摹拟，力追古作，往往出人意表，他邑之《志》鲜可与之俪美者。”后人对此志亦评价甚高。清孙诒让评论：“道光《乐清志》所载明以前事多本之，其志人物传后有论。在地志中颇为创例，其考证亦详核。在明代志乘最为佳本。”
陈光贻所编《稀见地方志提要》将此志收入，并认为：“今存嘉靖、康熙、道光诸志。视其体裁，皆远不逮一元此志焉。”
结语
总的来说，从永乐修志到隆庆年间，乐清已经有余年未有志书，法制的沿革、财赋的增减、本地的政治、教化情况，都无从了解。另一方面方志也具有表彰先贤，展示典范的作用，通过县志中记载的道德典范人物以教化普通民众，即“公善公恶以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