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口述影像历史”项目的第二期工程，《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三卷本）近期由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丛书介绍
《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系列丛书共三卷，结合影像资料，通过60位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一辈摄影师本人的口述整理和采访，将口述、访谈与文献资料互为对照，深入挖掘了历史的真相，展现了中国摄影师的群体形象。摄影师的口述复活了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年代，使历史更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新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史料和影像文本。
这个年龄段的摄影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的发展，他们的代表作品或他们的黄金创作期，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这些摄影师既衔接了前期战地摄影阶段的影像，又后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影像，尤其是-年的影像。在这些年代，无数个代表性的瞬间，铭记了共和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记忆：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一五计划、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三反五反、“文革”、中美建交……
这些摄影师的经典影像和其经历不仅承接着中国摄影发展的脉络，也串起了国家记忆，无论对摄影史本身的研究还是对社会发展史研究，都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今天，中国摄影家协会影像中国网《荐书》栏目从第三卷中摘编老摄影家徐邦的口述，感受这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摄影家的摄影精神和情怀。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
文艺不是一种孤芳自赏的东西，要给人以引导，给人以启迪。——徐邦
记者：徐主席您好，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从事摄影记者工作，能和我们说说您是怎么走上摄影这条道路的吗？
徐邦：作为一名国家的干部，工作不是由自己决定的，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是组织上安排。我开始进入革命队伍时就搞电台，从电台到机关保卫处。在机关保卫处的时候，出于保卫工作的性质，需要搞摄影的人来拍摄记录一些现场。我们新华社的保卫处是属于公安部六局管的，当时公安部六局管辖下的北京市公安局第十三处，也就是刑事侦查处，办了技术培训班，让我到这个培训班上参加学习，学习过程中因为有摄影这个专业，所以也学了摄影。当时年纪轻，对摄影比较感兴趣，由此进入摄影的启蒙阶段。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面的广大群众招手致意。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正式拍照片的情形吗？
徐邦：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新华社聘请了很多外国专家参加国庆观礼，我作为保卫处的工作人员，陪同他们前去，有幸拍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面的广大群众招手致意的场景。照片洗出来后，单位的领导觉得我拍得还可以，我自己也有了往摄影这个方向努力的兴趣。到了年，我们新华社新疆分社缺人，组织上考虑把我派到新疆分社担任摄影记者。所以说，这个工作实际上是组织定的，我自己也喜欢，就这么走上了摄影道路。
记者：作为真正的摄影记者，您的工作情况如何？
徐邦：摄影看起来是个技术问题，但是任何摄影技术都要动脑子来支配，我作为新华社的记者，也肯定是这样子的。我年参加革命工作，年进入新华社，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年了，虽然一开始不搞新闻报道，但是受到这个大的氛围的熏陶，作为一个新华人，自己的思想也必然受到深刻的影响。我之前没做过记者工作，到了新疆开始做摄影工作时不像坐办公室那样，要独立思考怎么来做，怎么通过摄影来表达。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比较紧张。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食堂的粮食是靠粮票定量供应的，每个月到了月底都要数一数还剩几两粮票，能不能坚持到这个月结束。就是这么紧张的计划生活。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是有一些照顾的，所以我到新疆之后，就没感到粮食像在北京那么紧张。再一个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牛羊肉还是很充足的，肚子里油水多了粮食就可以少吃一点，没有感到太紧张。
但是作为初到新疆的人，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当时在新疆从事新闻报道，除重大事件之外，日常的新闻更多的还是报道党的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落实执行情况，以此来反映这个地区随着祖国的建设发展在不断变化，反映少数民族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如何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如何在一个友好的大家庭里共同进步。我走上摄影这条路还是从新闻摄影入手，反映到我的思想里，就是通过照相机来记录、表达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这一代新华社的记者，主要考虑把镜头对准劳动大众，对准社会正能量。
年6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新疆和田看望守卫喀喇昆仑的边防部队指战员。总理平易近人，和战士们谈笑风生。
记者：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您在新疆做了哪些工作？
徐邦：我们在新疆时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时间不是很长，大部分时间是到各个自治州、自治县去采访。当时我们主要是考虑围绕党的民族政策在当地的贯彻落实情况，观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这个地区有什么发展。当时采访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刚去新疆就陪着新疆农科院的一个工作组去天山东边的最高峰博格达峰观测冰川的变迁，这关系到农田灌溉。科学院有一位知名的冰川专家叫施雅风，他当年已经五六十岁了，带着一帮人员上去考察，我就作为记者跟随拍摄。我在平原地区待惯了，没有进过这些深山老林。我骑马跟着他们，最后是在冰川上的冰积石上搭帐篷住下，因为他们要用仪器来观测定位，冰川中午的时候消融多少，流量增加多少，晚上下雪后雪又覆盖上去，又增加了多少。从科考的角度，他们做这件工作都很细致，非常辛苦，我就跟着他们观察，看看他们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我在山上待了两个多月，下山之后，回到单位，传达室值班员都不认识我了，为什么呢？因为高原紫外线很强，脸晒得非常黑，胡子也长了。但这个工作很有意思，我这个人是闲不住的，当时年纪比较轻，除了拍他们科考队工作的情况，还拍了一些自然风光。
记者：您的很多代表作，比如说《天山放牧》《列车上的新风尚》等都是在新疆拍摄的，大部分都是黑白照片，而且还获得了不少摄影的奖项。你还记得当时使用的是什么器材吗？
徐邦：我们新华社使用的器材在国内来讲还是一流的。一开始我们都是用的禄莱，接下来用的是徕卡。无论是搞新闻采访，还是搞摄影艺术创作，这种机型都是数一数二的。
《天山放牧》（入选年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展）
新疆天山，年
记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徐邦：《天山放牧》的拍摄源于我和我们摄影组的另外一位同志艾海提一起去乌鲁木齐县南山牧场采访。那一天，我们搭了便车从后峡一个路口下来，然后顺着山沟往山上爬。那是夏天，我们两个人既要背摄影器材，还要背大皮袄，为什么呢？到了天山牧区，即使是夏天，阴天下雨的时候，气温还是很低的。我们爬了几个山头，找到一个哈萨克人的帐篷住下来休息，当时又渴又累。到了毡房以后，哈萨克人很热情，倒了一脸盆马奶给我们喝。马奶其实是夏天才有的，马生产完以后才有，除了喂小马驹外，主人还留下一点。当时不知道马奶的特性，总觉得解渴，挺凉爽，就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没想到就醉了，因为马奶是会醉人的，它跟啤酒的酒精度差不多。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帐篷里睡着呢，就听到四面八方马、牛、羊的叫声，我赶快走出帐篷，看到了非常兴旺的放牧景象。当时新疆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建制，一户牧民放养一群羊，都是专职管理，所以每个人管理的羊都很有秩序，不能乱跑，不然就分不清了。我看到漫山遍野一片白色的羊群，就赶快把照相机拿出来拍。羊群不等人，一路走一路吃草。我和艾海提两人一边跑一边拍，因为你不赶到羊群前面就拍不到大气势的场面。所以那张照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拍成的。当时是年，这张照片拍出来总社马上就发稿了，很多报刊都用了。当时我还没有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这张照片还被中国摄影家协会选送出国参加荷赛，这应该是我国参加荷赛比较早的一幅作品。后来中国摄影家协会给这张作品一些奖励，也在一些影展中展出。对我一个初学摄影的人来说，总觉得是鼓舞人心的事。
《列车上的新风尚》（获全国影展银牌奖）
北京—乌鲁木齐列车，年
记者：听您讲我都觉得自己也身在天山牧场，心旷神怡呀！
徐邦：第二张是《列车上的新风尚》。我们摄影部每年都有一个摄影专题会议，研究下一年报道重点和国家总体工作方针政策。开完会回新疆的时候，我就在火车的卧铺上躺着，听到列车员广播，说车上有一个小孩子生病了，希望是医务工作者的旅客过来帮忙。一听到这个广播，我就赶紧下了铺位，拿上相机奔向广播讲的车厢一看究竟。到了那个车厢，已经有解放军以及来自学校、医院的工作者赶来救助小孩子，在商量治疗方案。我拍下了这个画面。当时编我这个稿子的是我们的老编辑——新华社摄影部的岳国方，他一看这个稿子，感到和当前反映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很契合，就立即编发了，之后也是被广泛采用，还获得了中国新闻摄影的一个二等奖，石少华签名给我发的证书。
《鱼水情深》
浙江舟山，年
记者：其实，没有一幅好作品是无缘无故就能拍摄到的，关键是有心、用心。
徐邦：说的是。再讲讲我的另一幅作品《鱼水情深》。那是年底，浙江省慰问团到舟山群岛去慰问驻守海岛的官兵。当时我是在舟山地委的招待所住着，慰问团去了也在那里住。有一天他们要到另外一个岛上去慰问守岛部队，要坐船去，当时正下着大雪，我在新疆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雪，在舟山群岛赶上这么大的雪，首先就有一种新鲜感，然后跟他们去拍照，就拍了《鱼水情深》这幅照片。当时慰问团的同志要登船到军舰上去，上船的时候士兵们夹道欢送，搀扶着他们上船，照片就记录了这么一段过程。主要是用大雪做了背景，队伍是有曲线感的，士兵和慰问团成员互相搀扶，这个情感交流也很真切。后来这张照片获得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影展的铜奖。
新华社的摄影不是单纯从艺术的角度考虑，主要考虑客观事实怎么样拍好，拍得有趣，拍的过程中要讲究用光，讲究构图。因为摄影是形象思维，是以可视形象展示给读者，主题是主要的，怎么表达这个主题的纪实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养鸭专业户的兴起》
浙江省德清县，20世纪70年代
记者：重点是尊重客观事实，然后才是艺术手段，这种思想一直贯穿您的拍摄吧？
徐邦：说到这我还想说说我拍过的一张照片《养鸭专业户的兴起》。那个时候我已经到浙江了，正值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开始发展变化，当时浙江很多县市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户。浙江是江南水乡，水乡养鸭子也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当时就到了德清县陆舍镇，那里养鸭子是专业承包的。我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题材？总觉得在江南水乡搞新闻报道，应该有江南水乡的特色，又是反映改革开放的题材，过去都是大包干，现在承包到户了，拍一家一户怎么放鸭子，既有水乡的味道，又体现了农村改革开放的风貌。
当时去采访前做了好多预案，构思怎么拍。我住在养鸭户的家里，就在河边上，那里有一个渔网，四个角沉在水里，后面有一根绳子可以拉，到了晚上这个网拉得很高，像一把伞张开。当时我的思路是以渔网做背景，衬托养鸭人在水里放鸭子。当时正好太阳刚升起，处在渔网左上角，天空也看得见，底下是一群鸭子。就在这个时候，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鸭子上岸后，知道可以吃稻田里的稻穗了，一只只很精神，争先恐后地顺着河边的一条堤坝走着，形成了一股“鸭流”。看到这个景象我很激动，但是在低处透视感不行呀，我一看旁边有一棵树，赶快爬上去，一只手钩住树杈，另一只手拍，拍出了这张照片。原来设想的画面有渔网、有太阳，有点艺术氛围，但是最后自然形成的画面，一片兴旺景象，跟拍摄的主题——农村改革、农村专业户的兴起很贴切，是从农村大变化的一个侧面来反映。
记者：这样的故事，在您的拍摄生涯中肯定很多，对我们也很有启发性。
徐邦：的确很多。还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江南农民游西湖》这幅照片的拍摄。这个也是结合改革开放大的形势。西湖作为一个很著名的风景区，每年来玩的人很多。当时是年，我发现基本上每天都有一批老太太来西湖，这群人乡土气息很浓，来了之后先到灵隐寺烧香，然后就到各个景点去浏览，买点纪念品带回去。后来发展起来就把自己家里编的篮子、竹筐子等东西带来卖，她们游完西湖，这些东西也卖掉了，自己买的东西也带回去了。我就想，过去是集体劳动，一个生产队要同时出工，联产承包之后，这些农民就不用跟着大伙一起下地干活儿，什么时候干活自己定，时间可以自己支配了，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尤其是这时候外国游人也很多，也有一些大的会议在杭州召开，这样一群老太太和一群外国人走在一起，画面很特别。我的拍摄从一个很细小的角度，反映了农民的精神风貌。这组稿子也是被组织
评为二等好稿，用得也很广。
《收棉花》
新疆喀什皮山县农村，年
《力的较量——叼羊》
新疆察里木湖畔的夏牧坊，年
记者：刚刚听您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是不是布列松对您影响也很大呢？
徐邦：是的。布列松以“决定性瞬间”的抓取来记录社会。我觉得“决定性瞬间”是摄影作品里的生命力，你之所以能够被尊重，被推崇，就是因为对这个瞬间的精准把握。因为瞬间的东西是很真实的，很生动的，不呆板做作，也不是杜撰出来的，它就是当前客观事实的存在。对比摆拍和抓拍，我还是赞成抓拍。这张《茁壮成长》就体现了对瞬间的把握。
《茁壮成长》（全国影展入选作品）
新疆伊犁巩乃斯种羊坊，年
《丰收在望》（全国影展入选作品）
新疆伊犁伊宁县红星人民公社，年
年，新疆伊犁果子沟养路工人开来推土机推雪开道，帮助牧民转移牧场。
年春，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越冬的29万多只大小牲畜安全转入伊犁河谷春牧场。
记者：您拍了这么多有影响的作品，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徐邦：我们作为新闻记者、摄影艺术的创作人员，要广交当地朋友，不论去哪儿采访拍摄，都要叫上当地的同志，以便对当地加深印象，增加了解。我在新疆的时候，采访转移牧场就受益于此。新疆的畜牧业，基本还处在半游牧时代，一年四季，他们要转移牧场两次。转场是一个难关，因为有时候要走上百公里，要走一个礼拜，在路上难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我这次采访正是天冷的时候，在新疆一个叫果子沟的地方，就是天山赛里木湖的伊犁河谷一带。每年转场都是牧民最辛苦的时候，当时我们都是搭拉物资的便车，正规的客车班车都不停。我就一路采访一路和司机交朋友，这样才能获得一些信息。在中途一处休息站，有个司机在喝茶，说起某个地方推土机出动，养路工人帮忙清理牧道，把路上的积雪铲掉，让羊群很好地通过。我一听这是一个挺好的线索，工业支援农业，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这都是社会主义正能量呀，我就赶紧从休息站搭个便车过去拍摄。这组稿子发到北京，总社认为很好。
《奔腾》（全国影展入选作品）
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牧坊，年
记者：您在年就加入了新四军华东革命大学工学团学习，就相当于参军了。后来又去抗美援朝，去了朝鲜，跟我们讲讲那段经历吧！
徐邦：我是江苏南通人，年参加革命。当时参加革命也是受我家庭的影响。
我父亲在我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抚养我长大。我有一个哥哥参加革命比较早，是他把我带入革命队伍，先是在新四军华东工学团里学习，学了3个月后就被分配到《江海导报》。当时江苏省还没成立，是苏北行署和苏南行署时期，就是因为江北解放了，江南还没解放，因此成立了苏北行署专区。这个《江海导报》就是专区里的一个县的报纸，我在电台学习。我后来从《江海导报》到了《苏北日报》，年才到新华社。我去参加抗美援朝也是新华社派去的。新华社派了一个记者团，因为那时已经知道要停战，要举行停战谈判会，记者采访的稿件要通过我们的电台发回北京，我那时担任电台的译电员。去的时候还没停战，还很紧张，那时也是年轻无畏，组织上叫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去的时候基本都是夜行日宿，为什么呢？要躲飞机，白天走目标大，美国飞机要轰炸。第一天我们从丹东过鸭绿江桥，住在平壤，就在平壤大学地下防空洞里睡了一个白天，到晚上奔赴开城。但是事实上夜里走天上一样有飞机，但是发现不了我们。当时我们的防空标志在公路边，每隔一公里有一个防空哨所，配一支防空枪，如果第一公里发现敌机起飞了，就开枪，后面一公里听到也开枪，就像火力接力一样，这时公路的车子就闭灯了，摸黑往前走。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美国飞机起飞了，我们就摸黑开。我们到了开城天亮了，能见度已经很好了，因为离中立区比较近，心里就比较踏实了，虽然是在最前线，但是这个地区按照国际法是不允许被轰炸的。所以说我虽然是到了战场，但没有拿过枪，没有碰到大的战事。谈判也是很不容易，中间还打仗呢，为了促进谈判成功，还有几次大的战役在打，我们处在中立区，战争的危险比较小。
《剪毛季节》
新疆阿勒泰牧区，年
《幸福的歌声》（全国影展入选作品）
新疆阿图什柯尔克孜族牧民家庭，年
记者：您调到浙江分社，建立了浙江省摄影家协会，请您给我们谈谈您在浙江工作的情况。
徐邦：我年调到浙江省工作，当时浙江省摄影家协会还没成立，但有一个牌子，叫“浙江摄影展览办公室”，筹备班子还没有建立起来，我来了以后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担任摄影部主任。在我们那个年代，搞摄影的主要还是一些新闻单位、各地文化馆和各地宣传部门，以及照相馆，基本上是这几大类，普通老百姓拿照相机的还不是很多。
年底，在中国文联的领导下，中国摄影家协会浙江分会组建。当时文联给了2个工作人员的编制。第一任主席是谭铁民，我和徐永辉任副主席，有一个秘书长，还有一个驻会干部周润三。作为文联领导下的摄影家协会，政治上要统管领导，业务上自己发挥。经费少，文联只能给很少的一部分办公经费，要开展什么活动，自己想办法。年左右，谭主席调走了。年，上级提出把浙江分会改为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同年改选，我被选上担任主席。
记者：具体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徐邦：当时我们能广泛开展工作，主要还是因为浙江经济发展比较快，大家的生活比较宽余，这样才有闲钱去买照相机、胶卷，搞摄影。因为杭州是一个风景区，西湖很有名，这里自发搞摄影的人也慢慢多了。协会一直在考虑如何让更多的人参加活动，来发现人才，扩大自己的队伍。当时没有经费，就求助于外援。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外资引进，国家旅游业也开始兴起，面对这两个方面，各个县，特别是一些资源雄厚的县，很愿意通过摄影这种形象宣传手段扩大宣传，他们要做这些工作，就跟我们联系，我们就帮他们做宣传，搞展览，当地也很看重这种宣传形式。搞一次活动会获得一些经费用于设奖，也解决了我们自己没有经费的困难。这些年来，浙江省摄影事业的发展在全国一直还是名列前茅的。
浙江省政府的国际交流活动都要带摄影作品去，通过摄影图片展现浙江的自然风景、风土人情。省委宣传部也很关心摄影协会工作，通过协会邀请世界摄影家到浙江来创作。
《心中的太阳》
新疆塔吉克族自治县大通公社，年
《陈云同志接见文艺工作者》
浙江杭州，年
记者：您对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或者摄影人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徐邦：现在摄影器材技术条件好了，谁都会按快门，但关键是思想。文化艺术是没有国界的，通过形象思维会产生一种共鸣。中国的艺术品要表达中国传统的东西，不能违背这个根。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文艺不是一种孤芳自赏的东西，要给人以引导，给人以启迪。
摄影人，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点要把握，一是政治观点，要站在为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服务这个立足点，要紧跟中国国情，这是个根基问题；二是从摄影艺术的角度，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摄影艺术积极的作用，我认为这就功德无量了。
《好大一条螺蛳青》
浙江绍兴县城南人民公社水产大队，年
《金谷登场》
浙江绍兴县东湖农村，年
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
（第三卷）
主编：高琴
执行主编：高扬
开本：16开
版次：年3月第1版
定价：.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为第三卷，收录了徐邦、唐大柏、杨立森、温泉、马英、王东、魏德忠、刘恩泰、邰宗武、苏俊慧、高秀峰、李德武、田萍、刘全聚、翁乃强、朱康洛、蒋铎、刘成龙、鲍乃镛、张雨范等20位老摄影家的口述和摄影作品。
内文图片
《第一汽车厂的早晨》吉林长春年12月刘恩泰摄
《凌空除险》红旗渠工地，年8月魏德忠摄
延安风貌年邰宗武摄
《奔向新未来》海南琼中20世纪70年代初温泉摄
原标题：《徐邦：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