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很多案件，往往会跟政治扯上关系，最后演变成政治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原因是统治者过于敏感。过犹不及，没事变成有事、小事变成大事。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与官僚集团博弈。不是实事求是地办案子，而是拿案子说事、搞斗争。
雍正末年、乾隆初年的曾静案，肯定与政治有关。但完全可以认为是一个乡野老秀才的精神梦魇。然而，满清非要上纲上线，又是杀人又是诛心，整出了一个《大义觉迷录》，连宫廷秘闻都抖搂出去了。
乾隆三十三年（年）的叫魂案，也是如此。
但是，更邪乎，生生搞成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运动。上面一吹风，下面就燎原，老百姓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官僚系统更是来了一场大洗牌。凡是皇帝看不顺眼的官员，必须收拾掉。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自证成。
首先，发生了一起或几起奇葩案件。其次，案件被统治者，特别是被最高皇权，进行了政治解读。第三，皇帝诏命切峻、官僚唯命是听，郡县逼迫、必搞事情，州司严刑、必成大案。最后，就是政治化定性、政治化操作，形成了政治化的结果。
这事的开端不好讲。因为是牵连了十多个省、并联了很多起案件，所以到底从哪开始的，谁也说不清楚。甚至，掌握信息霸权的乾隆皇帝，也说不清楚。
还是先从浙江的一起案件说起吧，然后逐渐扩展，把这起事件的全貌串联起来。
公元年，浙江省德清县的东门城桥，坍塌了。这座桥建于南宋年间，所以这时候也该塌了。随后，招标修桥，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最后中标了这个工程。
公元年，吴东明带着弟子开始修桥。干了两个月后，吴东明发现没粮食了。于是，返回仁和县老家采购粮食。回到老家的时候，有个叫沈士良托人找他帮忙。
沈士良长期被自己的两个侄子欺负。但是，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于是，就想起了叫魂的方法。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符粘在木桩顶端，锤子砸桩的时候，就相当于敲打了活人的灵魂。敲多了，那个人的魂魄就会被震散。
所以，沈士良请托石匠吴东明把写有自己两个侄子的纸符贴在桥桩上。但是，吴东明良心不坏，认为沈士良这么干太缺德。同时，自己也听说过叫魂的方法，担心牵涉其中。而当时，告密之风盛行，还有文字狱。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于是，吴东明就把这件事报给了保正，然后一起把这个沈士良扭送到了县衙。知县也没当什么大事来处理，只是把沈士良打了板子、戴枷示众，然后了事。
但是，石匠吴东明会叫魂的谣言却不胫而走了。当然也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个背后推手，有两个：
一个是民间的。德清县慈恩寺要跟临近的观音堂争香火。于是，庙里的和尚散布谣言说，观音堂的风水已经被叫魂的石匠给破坏了，那里不灵了，大家都来我们慈恩寺烧香吧。
一个是官方的。主要是这个官方推手，太彪悍。代表皇帝意志的军机处，给浙江省发来了廷寄。廷寄上说，你们浙江人修桥还修出妖怪来了？听说还割人头发、盗人衣襟垫在桥桩上，整什么厌胜之法。你们给我好好查，查出来必须重办。本来是写个人名的纸符，现在变成了割辫子。
闻浙江一带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髲衣襟等物，搘垫桥桩，以为厌胜之用者。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
廷寄是当年的六月十二日，发出去的。随后，山东省立即有了动作。为啥山东会有动作？因为这封廷寄也抄送给了其他督抚，即“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
六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富尼汉上奏说本省发现了两起割辫案，分别是蔡廷章案和靳贯子案。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小喽啰，真正的妖人，一个是浙江的吴元和尚、一个是安徽的玉石和尚。
六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方观承也报告说，在与山东交界的景州也发现有两人被割了发辫。
弄个纸符、写个名字，然后搞搞诅咒，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你要是割人发辫，就一定是大事。因为满清有剃发令，但凡涉及到头发，一定要敏感。
而指向的地点，还是江浙地区。这地方从来都是反清的大本营。大清建国的时候，江南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就没少搞事情。
事件敏感、地点敏感，关键是时间也敏感。因为大清正在跟缅甸打仗，而且打得特别胶着。所以，这一切必须跟政治扯上关系。这就是政治定性了。
而最倒霉的就是浙江省。首先是浙江知情不报，朝廷的廷寄来了，浙江还没啥动作；其次是山东等地案件的幕后黑手，全都奔着浙江来了。
为啥都奔着浙江来了？
没有那么多坏人要害浙江，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吏都想甩锅。皇帝说有割辫叫魂案，那就一定有；皇帝说要严查，那我们一定要严查，肯定也要给查出来；但元凶不在我们这儿，都在浙江呢、让浙江去查。
既然要甩锅，所以倒霉的也不止浙江。
地方督抚的始作俑者，是最讲政治的山东省，皇帝说有、肯定有，于是圣旨没到就整出了两起案子。
其中蔡廷章案，乞丐蔡廷章先是供出了教自己法术的师父，叫通元和尚；严刑之后又供出了通元和尚的师父，叫吴元和尚，老巢在浙江省。而且，这个吴元和尚还纠结了十几个人，准备造反。
靳贯子案，这个靳贯子也是一个乞丐，也是先供出了自己的师父，叫张四儒，是个算命先生；师父之上还有师父，叫玉石和尚，老巢在安徽宿州。这是两江总督的辖区了。
但是，山东人民最讲政治，随后又整出了一个韩沛显案。
官府的套路如出一辙，就是穷追猛打，一定要打出幕后黑手和老巢根据地。这肯定能打出来。于是，韩沛显供出了自己师父，叫法孔和尚；师父之上还有师父，叫明远和尚；师父肯定有老巢，老巢在江苏海州。这也是两江总督的辖区。
所以，跟浙江一起倒霉的，还有两江总督。
一时间整出这么多妖僧和妖僧的根据地，还要割辫子、搞造反。这就不可能是刑事案件了，而只能是政治案件。
本来都是山东的案子，怎么都跑到南方了？
山东巡抚富尼汉一定要迎合上意，一定要讲政治。但，迎合上意、讲政治，也要有限度。反正我查了，查的结果跟皇帝想的一样，他们肯定要造反。这就是讲政治。但我们山东人民是被蛊惑的、我们山东人民不造反，造反的祸首和老巢全在两江和浙江。这就是有限度。
你山东富尼汉，各种讲政治、各种受表扬，但是把锅全甩给了南方。南方官员也要甩锅。两江总督管着今天的安徽、江西和江苏。宿州的玉石和尚和海州的明远和尚都在两江辖区。
所以，两江总督必须甩锅。两江总督高晋上报说：“嗣据长洲等县报称，讹言起自杭州，本境并无被割发辫者”。他直接甩给了浙江。
但乾隆不干了。因为这个锅甩得太生硬、太违和。一起没查出来，怎么就甩到浙江了？于是，严令两江总督认真查，不好好查就要干你：
未必！今自江南蔓延山东、直隶，即京城亦有被割之人，何江南反言无耶？足见尔江南吏治不堪，惟事化有为无之陋习，甚可痛恨。此奏大不是，欺罔之甚矣！
两江总督不讲政治，还有情可原。因为人家关系够硬。
两江总督高晋的叔叔高斌是朝中大学士，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你了乾隆，做了皇贵妃。这就是乾隆后宫的二把手。
所以，两江总督高晋算是乾隆的大舅子。办事拖沓就拖沓了，但浙江也拖沓，也是一起不报。于是，乾隆怒了：
直隶及京城俱经捕犯破案，而江浙等省转未曾缉获一二，亦未见据实奏闻？及经朕降旨查询，又阅多时，迄今犹未覆奏。苟非该督抚等于地方事务，漫不经心，置若罔闻？
山东闻令风动，甚至不令自行，直隶和京城也有了动作，咋了？你们江浙地区一起案子也没有，等我查问了，还是没有。你们到底干没干活？
对于浙江，乾隆更是愤怒。
六月十二，就发了通知。但到了七月，浙江还没有动静。关键是军机大臣的廷寄已经明白告诉浙江了：那个石桥案，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给我详查。皇帝让军机处给浙江发了条短信，但浙江隔了二十多天居然不回信。军机处不好使，那乾隆就直接发上谕：
地方有此等奸徒，本不待朕传旨询问，方行办及。此案实始于浙省，其姑息因循之习，几于牢不可破。著即将从前因何不行具奏，及现在如何设法缉捕，一一详悉迅速奏闻。毋得仍前延缓，自干咎戾！
这种案子，就是从你们浙江起的。山东说祸首在浙江，两江不怎么干活但也说祸首在浙江。而且，石桥案就出在你们浙江。所以，“此案实始于浙省”。皇帝直接给定性了，浙江是祸首。
到这时候，两江和浙江再要实事求是地查案子，那这两个地方的官员就别想干了。所以，山东咋干，这两个地方只能咋干。
两江赶紧雷动：你不是说有个叫张四儒的吗？可以有，宿州衙门把一个叫张四的犯人拿办了，就是这个张四、他就是张四儒。浙江也不是善茬：你不是说有个吴元和尚吗？可以有，把什么悟源和尚、悟圆和尚全给抓了。
同时，两江总督高晋也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消息，他竟然举报了浙江的两个案子。一个是石桥案；一个是四和尚案。
石桥案已经说了，肯定是沾边了，但没有割辫子，只是写了字符。两江不说，乾隆也知道。而四和尚案连边儿都不沾。
在浙江萧山县，有四个和尚路上遇到一个小孩儿，觉得挺可爱，就逗孩子玩儿，说小孩儿将来肯定能当官。这时候，孩子的母亲出现了，以为这四个和尚是妖人在施法，于是揪着不放。事也凑巧，正赶上一个姓蔡的捕快路过。于是，蔡捕快立即把四个和尚抓了。蔡捕快本想从四个和尚身上敲诈点儿钱财，然后赶跑了事。但是，这四个和尚认死理，非要见官。到了衙门，知县老爷明察秋毫，一看就知道蔡捕快敲诈和尚，然后把他打了一顿、枷号三日。这事就算完了。但现在肯定不能完了。
所以说，最倒霉的就是浙江，先被山东打小报告，又被两江打小报告。
皇帝就快骂人了。所以，官僚系统不敢再懈怠了，大家开足马力死命干。
官僚系统，一直有个懒病。时间长了，上下官僚们一定会各种敷衍塞责。简单说就是：拿着民脂民膏，却不干活。古代是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但是，理性地看，这不是什么坏事。真正的坏事，是官僚系统开启彪悍模式。特别是在没事的时候，这个系统一旦马力全开，那就是两个字：折腾；四个字：往死折腾。
权力是必要的恶。此时，这个恶被释放出来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山东、江苏、浙江蔓延到直隶、京师、、湖北、湖南，甚至连热河和山西也没放过，各省汇报的案件雪片般地飞到了北京。皇帝说有，肯定有；皇帝说查，肯定查。这种案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大清官员只要想搞，就能搞出来。
但是，折腾的始作俑者肯定是乾隆。乾隆也比这些官员更生猛。乾隆直接定性：必须把割辫案跟剃发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上纲上线。
同时，乾隆还搞起了专案制。
京师朝廷，由大学士刘统勋和吏部尚书托恩多、户部侍郎英廉负责，“经朕责成专办”；地方政府，严令督抚大员确定责任人，专人负责。这是什么？大清朝开启了举国专案模式。
甚至，连秘密警察都用上了，“或改装易服，带同干役，参差行走”。乾隆皇帝严令苏州织造萨载在江南地区好好查。这个苏州织造，就是大清皇帝设在江南的秘密情报机构。
然后，老百姓呢？老百姓也没闲着。官府下了令，那就闻风而动，各种趁火打劫。最后，肯定是借着叫魂案，各种公报私仇。我说你是妖人，你就是妖人，然后往死里整。
但是，到了九、十月份，叫魂案却收尾了。乾隆皇帝下达诏命：
可见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毋庸查办。
原因是大清官员中有明白人，一个是刘统勋、一个是傅恒。这两个人从最初就知道叫魂案完全是一场扯淡。但皇帝非要查，他俩也拦不住。拦不住，却也不能由着皇帝任性。
于是，这两个大学士要求各省把案件卷宗和人犯全送到京师会审。简单说，你们审了不算，必须得由朝廷审。朝廷一审，立即水落石出。什么人犯啊、妖人啊，大多都是乞丐、游僧、无赖和流浪汉，也全是屈打成招。
到这个时候，乾隆即便是个瞎子，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再加上这个两个大臣百般劝说，刘统勋是眼前红人，傅恒是自己的小舅子，乾隆也就赶紧适可而止了。
但是，政治案件就必须政治收场。什么叫政治？政治